1929年争论后，毛主席病倒，多位救星齐上场解危局，天佑华夏

一个人在最低谷的时候能活下来，有时候不靠什么大道理，就靠身边几个没走的人。但这事搁在1929年的闽西大山里，分量就不一样了。那不是一个人倒霉的问题，是那支队伍往哪走的问题。如果这个人真没挺过来，后来的路怎么走，没人敢打包票。

事情得从头捋。1929年年初，红四军下了井冈山，往赣南闽西转。几千人的队伍，身后是国民党的追兵，前面是没摸清的地盘，一仗接着一仗打。就是在这种节骨眼上，毛泽东和朱德之间吵起来了。

吵的是什么事？说到底就是一个：红四军还要不要设军委。毛泽东的意思，前委直接指挥部队就行了，再叠一层军委，等于把党的领导给架空了。朱德那边不这么看，觉得前委管得太宽，军事上的事该让军事指挥员自己拿主意。两个人都是从井冈山一起打出来的老搭档，平时私交没问题，但这个问题上谁也不让步。

偏巧这时候从上海来了个刘安恭。这人刚从苏联学习回来，一到红四军就当了临时军委书记。他拿苏联那套往中国红军身上套，开口就是毛泽东搞"家长制""书记专政"，话讲得很冲。本来朱毛之间还是同志式的争论，被他这么一搅和，性质就变了。底下的干部也跟着分成两拨，拥护毛泽东的和拥护朱德的，谁也不服谁。

5月底在湖雷开前委扩大会，争得不可开交。6月初白砂再开，毛泽东提出撤销临时军委，表决结果三十六票对五票通过。刘安恭的临时军委书记自然就没了。但争论没到此为止。林彪那时候才二十出头，给毛泽东写信，话里带刺地敲朱德，矛盾越拧越紧。毛泽东后来自己说，他当时说话方式有问题，有些话讲过了头。可在那个局面下，谁都觉得自己占着理。

6月22号，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在龙岩开了。毛泽东本来想借这个会把建军以来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把争论彻底解决。结果会一开起来，风向不对。代表们你一言我一语，批评主要冲着他来。选举前委书记，毛泽东落选了，陈毅当选。有老同志回忆，当时票数差距很小，但当年完整投票档案没有留存，不能当作定论。更难堪的是，大会对朱德和毛泽东都给了处分，一个书面警告，一个党内严重警告。毛泽东这个前委书记本来是中央指定的，大会没等中央批准就自己换了人，组织程序上站不住脚，但当时大家都想赶紧把事了了，谁也顾不上那么多。

散会后毛泽东就病了。不是赌气，是真撑不住了。7月8号，他带着贺子珍，还有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几个人，离开龙岩钻进了闽西山区。先到上杭蛟洋，又转苏家坡、大洋坝，再到永定岐岭、堂堡、合溪。这一待就是四个多月。

贺子珍1929年5月在龙岩生下一个女婴，孩子才二十多天，部队马上要转移作战，没办法带孩子行军，毛泽东和贺子珍只能把婴儿托付给当地老乡抚养，之后战乱失联。贺子珍产后身子还没复原，就跟着上了山。闽西的夏天，蚊虫铺天盖地，毛泽东染上了恶性疟疾，就是老百姓说的打摆子，一会儿冷得牙齿打架，裹两床被子还哆嗦，一会儿烧得满脸通红，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他本来就有脚病，加上便秘，整个人瘦得脱了形。贺子珍到处找医生找偏方，附近村子敲老乡的门，远处镇上找老中医，什么招都使了。她后来跟人说，那段日子想起来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的。

毛泽东化名"杨任之"，藏在永定牛牯扑的一个小山村里。照顾他生活的是当地赤卫队队员陈添裕，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只知道他是党的重要领导人，不知道这就是毛泽东。

9月17号清早，出事了。金丰民团勾结广东大埔保安团，六百多人兵分两路往牛牯扑摸过来。消息传到山上，粟裕带着少数人在后面阻击，陈添裕和另外三个赤卫队员紧急转移毛泽东。毛泽东烧得站都站不稳，路都走不了。先拿竹交椅抬，山路太窄，树又密，根本抬不动。陈添裕二话没说，蹲下来就把人背上跑。他把草鞋反着穿，故意让脚印往相反方向延伸，迷惑追兵。背着身材高大的毛泽东，在乱石和荆棘堆里跑了整整十华里。鞋跑掉了一只也顾不上捡，脚底板踩在石头和荆棘上，等到了雨顶坪，两只脚全是血口子。贺子珍产后体虚，由两个赤卫队员架着跟在后面，一路上摔了多少跤，没人提过。

到了10月，病情实在拖不下去了，战友们用担架把毛泽东抬到上杭城。朱德安排他住进临江楼，紧挨着汀江，又找来当地医生吴修山诊治，吃了十多天药，烧才慢慢退。10月11号正好是重阳节，院子里菊花开得正盛，毛泽东靠在栏杆上看了一会儿汀江，写下那首《采桑子·重阳》。"人生易老天难老"——一个刚被撤了职、刚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站在楼上看菊花能写出这种句子，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上海那边也有了转机。陈毅8月份从闽西出发，经厦门坐船到香港转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他写了几份很长的报告，把红四军的分歧、干部意见、部队困难全讲了。报告具体多少字，史料记载有出入，不必较真。中央看了报告，周恩来找陈毅谈了好几次。周恩来的判断很明确：朱毛的分歧不是简单的组织矛盾，里面有政治方向的问题，七大的决议有些对有些不对，毛泽东的意见是对的。

9月28号，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指示信，这就是著名的九月来信。信里讲得很明确：红军由前委指挥，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这是绝对不能动摇的原则。毛泽东仍为前委书记。

陈毅带着信往回赶。他路过闽西的时候才知道，红四军八大在上杭开了，会前写信请毛泽东来参加，毛泽东回了信，说你们那个搞法我不去。八大开了几天，什么问题也没解决，部队思想更乱了。陈毅到了以后，亲自给毛泽东写信，做自我批评，说七大没处理好争论，我有责任，解铃还须系铃人，我回来就是请你重新出来主持工作。

11月26号，毛泽东在长汀和朱德、陈毅见了面。三个人当面都做了自我批评。毛泽东说，我说话方式不对，有时候失了分寸，开八大时身体不好，写了些伤感情的话，请大家包涵。朱德和陈毅也各自认了账。三个人的手握在一起，谁也没多说什么。

12月28号，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重新当选前委书记。那篇影响深远的决议案，其实在牛牯扑养病的时候他就开始动笔了。一个被自己人撤了职、又差点病死在山沟里的人，在竹寮里、担架上，把这支军队往哪走的问题想透了。

后来有人梳理这段历史，1929年这一年，毛泽东三次身处险境——被排挤出领导岗位是一次，疟疾差点要了命是一次，敌人搜捕差点落网又是一次。贺子珍的照料让他撑过了病，陈添裕的后背让他躲过了搜捕，陈毅远赴上海汇报、周恩来主持定下九月来信，把他重新送回了领导位置。这里面少了哪一环，后面的事都不好说。

历史这个东西，你越往细了翻，越觉得惊心动魄。不是什么固定的规律在推着人走，就是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身边还有几个人没有扔下他，他自己也没有倒下。怎么看待这段艰难的党内争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