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4年，上海，董竹君带着四个女儿离开婚姻，也离开了一个让她长期窒息的家庭。她没有财产，没有儿子，也没有可以依靠的稳定收入。身后是破裂的婚姻，面前是陌生的城市，真正属于她的人生，反而从这一步开始转向。
董竹君出生于1900年。1913年，父亲病重，家中无力维持生活，年仅13岁的她被送进上海三堂子，成为清倌人。名义上只是唱曲卖艺，实际上，一旦进入那道门，想再离开并不容易。
她有一副好嗓子，容貌也出众，很快有了“小西施”的名声。掌声和赏钱接踵而来，可董竹君心里清楚，这些热闹并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所谓“卖艺不卖身”，在当时往往只是暂时的说辞。
她不愿认命。
一次偶然机会，董竹君认识了四川军人夏之时。夏之时丧偶不久，对她颇有好感。董竹君提出，若要结婚，必须答应不纳妾。夏之时当场应允。对一个身处困境的少女而言，这份承诺像是一条出口。
她后来回忆，自己并不是单纯为了爱情离开，而是想抓住一次摆脱旧生活的机会。一个深夜，在看守相对松懈时，她离开三堂子，与夏之时连夜前往四川。那一年，她十四岁，两人年龄相差十二岁。
婚后的最初几年并非没有温情。董竹君先后生下四个女儿，家庭负担越来越重。夏之时却把没有生下儿子归咎于她，言语中的轻蔑逐渐变成了争吵和辱骂。后来第五个孩子出生，是个男孩，夏之时的态度有所偏向，但夫妻之间积累的矛盾并没有因此消失。
夏之时仕途受挫后染上烟瘾，家中经济也随之恶化。董竹君一面照顾孩子，一面设法贴补家用。女儿们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丈夫还限制她们外出求学。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夏之时把生活中的不顺一股脑推到妻子身上。
冲突最激烈时，董竹君曾遭到丈夫持刀追赶。她可以忍受自己的委屈，却无法接受女儿也被打骂。那一刻，她下定决心结束婚姻。她曾对身边人说：“我可以受苦，孩子不能跟着受苦。”
1934年，董竹君与夏之时正式离婚。按照当时的条件，她几乎净身出户，儿子留在父亲身边，四个女儿则跟着她前往上海。一个单身母亲带着四个孩子，居无定所，靠替人洗衣、做杂工维持生活，大女儿也帮着端盘洗碗。
最困难的时候，母女几人甚至只能借住在别人屋檐下。可董竹君没有重新回到旧路，也没有把希望寄托在某个男人身上。她懂得待人接物，也见过各色客商，早年在三堂子练出的应酬能力，后来竟成为经营饭馆的一项本事。
转机来自一位愿意帮助她的朋友。董竹君借到两千元，在上海创办锦江川菜馆。她判断上海人对川味菜肴有需求，却缺少真正地道的口味，于是专门请来四川厨师掌勺。这个决定，改变了母女几人的生活。
饭馆开张后，凭借正宗口味和周到经营，生意很快有了起色。黄金荣、杜月笙等上海显要也曾到店用餐。客满时，有人甚至要在门外等候。曾经被人轻视的女子，靠自己的判断、胆量和经营能力，在上海站稳了脚跟。
抗日战争时期，上海局势动荡，饭馆经营受到冲击。日本方面曾试图拉拢董竹君，希望她开设分店，她明确拒绝。她还创办妇女刊物，报道各地妇女参与抗战的情况，因此受到威胁。生意可以放弃，立场却不能交换。
1949年以后，董竹君选择把个人事业纳入国家建设。她将锦江川菜馆和锦江茶室交给国家，后来整合发展为锦江饭店。这个名称保留了她早年创业的印记，也见证了上海餐饮业的一段变迁。
此后，她曾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四个女儿也各有成就：有人从事钢琴和声乐，有人留学电影专业后回国工作，还有人成为重要场合的翻译。董竹君早年被生活推入低处，后来却用一家饭馆、几本刊物和一生的选择，重新写出了自己的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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