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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大家好,我是小李。
9月24日,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国庆招待会上公开表示,日本在反华厌华方面拿了“世界冠军”,并指出中日关系正面临邦交正常化以来前所未有的严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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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的9月28日,王毅在北京会见了一位69岁的日本政坛老人。他叫岩屋毅,自民党现任众议员、前外务大臣,同时还是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带的团有约五十名日本企业高管。
日本政府层面的对话渠道基本停摆,这场会见为何能够成行?中方又通过这场会见传递了什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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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沉默了四天
事情得从9月24日说起。中国驻大阪总领事薛剑在国庆招待会上讲了一番话,措辞之重,在外交场合相当少见。
他直接说日本在反华厌华方面拿了“世界冠军”。这话在外交场合极不寻常,显然不是随口一说。
薛剑接下来的分析才是重点。他把中日关系趋冷的根源往上追溯,一直追到明治维新之后日本社会形成的对华偏见和轻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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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意思是,当前中日关系的困难不单是某个事件引起的,而是日本社会长期积累的认知偏差在起作用。日本民众接触到的涉华信息长期片面,对真实中国的了解有限,这种认知落差由来已久。
这番话一出,日本方面沉默了整整四天。四天之后,岩屋毅的访华行程浮出水面。这个时间上的衔接,恐怕不是单纯的偶然。
中方先把定性判断摆出来,日方消化几天,然后派一个既有政界身份又能以民间名义活动的人物来探路。这种节奏安排本身就传递了大量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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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看最近几年日本国内的涉华舆论走向,从政客在国会公开讨论“台湾有事”是否构成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的条件,到媒体持续渲染所谓“中国威胁”,再到右翼势力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断倒退,这些都不是孤立现象。
薛剑说的“偏见和轻视”,指向的正是这些现象背后的深层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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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的三层话
岩屋毅到了北京,见到了王毅。这场会见信息量很大,王毅的表述分了三个层次,排序本身就很有讲究。
第一层是“紧迫”的,要求日方尽快纠正其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这直接指向高市早苗去年11月在国会的那番答辩,她把“台湾有事”和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挂上了钩。
中方反复要求撤回,但高市方面始终没有松口。把这个放在“紧迫”的位置上,说明中方认为这是当前最直接、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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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层是“重要”的,在历史问题上拿出正确立场。
王毅在会见中专门提到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并说了一段很重的话,大意是如果日方不愿汲取历史教训,甚至企图为侵略历史翻案,那日本就难以有未来。这个表述分量很重。
第三层是“根本”的,建立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这一层恰好和薛剑几天前所说的“长期偏见”形成了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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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层话从具体事务延伸到认知层面,由表及里,逻辑链条非常清晰。
中方的意思很明确:台湾问题是急症,历史问题是慢性病,而对华认知偏差才是病根。这三个问题不解决,中日关系很难真正回到正轨。
王毅还提到中日关系面临“再次正常化”的任务,明年恰好是邦交正常化55周年。“再次正常化”等于说现在的双边关系已经偏离了正常轨道,需要重新校准。校准的起点,就是日方拿出实际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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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屋毅的回应则显得比较克制。他说日中关系当前局面令人担忧,国贸促将继承河野洋平的遗志,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他并没有直接回应王毅提出的那几个具体要求。
值得留意的是,岩屋毅在北京的行程不止一场会见。9月28日与王毅会谈之后,9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也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他和整个访华团。
中国高层连续两天会见同一位日本国会议员,这个安排在近年来相当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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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立峰的表态侧重经贸面,说中日互为重要经贸伙伴,中国始终欢迎日本企业来华发展、共享市场机遇。经贸的话说得很暖,但政治层面的门槛一点没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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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界着急,政界不动
岩屋毅这次带的团有大约五十人,成员以日本企业高管为主。为什么是经济界的人来?因为经济界确实坐不住了。
根据日本帝国数据银行的调查,截至今年6月,在华日企数量降到了10118家,这是2010年有统计以来的最低纪录,跟2012年的高峰相比减少了约三成,仅过去两年就缩水了超过两成。
这说明日企正在重新评估中国市场,供应链重组趋势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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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稀土。中国从2025年4月开始对多种稀土实施出口管制,今年上半年,七种受管制稀土对日出口同比下降了51%,而同期的全球整体降幅只有16%。
对日降幅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其中电动汽车电机必不可少的镝和铽,自今年1月以来对日出口一直为零。
不过进入8月之后,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小幅回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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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9月2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对日稀土磁体出口212吨,虽然同比仍减少17.1%,但环比增加了90.3%,是今年2月以来首次回升到200吨以上,降幅从7月的52.2%大幅收窄到17.1%。
这个环比反弹是否意味着管制松动,尚无官方解释,但说明紧绷状态并非铁板一块。
这两组数据放在一起就能理解日本经济界的焦虑了:在华市场份额在缩小,关键原材料供应又在收紧,而政界在台湾问题上不肯松口,经济界只能自己想办法找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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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观察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安排:岩屋毅以国贸促会长的民间身份来访,但他同时是自民党现任众议员和前外相。这种多重身份让他既能跟中方说上话,又不代表日本政府的官方立场。
说白了,这是高市政府既不想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调整,又不愿意承担经济代价的产物。
岩屋毅是前首相石破茂的核心盟友,2024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时,他担任石破茂竞选阵营的负责人。石破茂下台之后,岩屋毅成了自民党内少数敢于公开批评高市路线的重量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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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当过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的人,说一句“不能跟中国对立”竟成了党内少数派声音,这本身就说明问题。
高市阵营掌握着内阁和自民党的主导权,留给岩屋毅这类务实派的操作空间,确实只剩民间渠道这一个口子了。
国贸促的前任会长河野洋平,是日本政界少有的敢于在历史问题上明确表态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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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发表的“河野谈话”承认了日军参与强征慰安妇的历史事实,这在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极力否认侵略的舆论环境下,体现了不小的政治勇气。
王毅在会见中特意提到河野洋平,称他为“有良知的政治家”,这显然是在给日本政界树立一个参照系。
岩屋毅虽然继承了国贸促这个平台,但他能不能把中方的话带回去、能不能影响高市的决策,目前来看并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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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岩屋毅访华前后,日本关西经济联合会原本计划10月派出约80人的代表团访华,但中方通知称10月期间难以接待,行程被迫延期到11至12月。
关西经济界在日本是对华经贸依存度最高的群体之一,连他们都见不到中方高层,可见当前对话门槛之高。
经济界需要市场和供应链的稳定,政界则倾向于配合美国的印太战略、在台海问题上站队。这两股力量的拉扯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存在,高市上台后政界的声音明显压过了经济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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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经济界的焦虑不会因为政界强硬就消失,只会在压力积累到一定程度后以其他方式释放出来。岩屋毅这次访华,可以看作这个释放过程的一个节点。
中日关系这轮紧张,发生在整个东亚安全秩序重组的背景下。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调整,日本对自身安全角色的重新定义,台海局势的持续紧张。
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日本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面临一个基本选择:是继续把自己绑在别人的战车上,用对抗来定义中日关系,还是在维持既有同盟的同时,为中日关系保留一个稳定的对话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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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条路走起来容易,因为有安全承诺做背书;后一条路走起来难,因为需要在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做出让中方满意的表态,这在日本国内政治中代价很高。
中方这次接待岩屋毅的安排,其实是在向日本国内释放一个清晰的信号:民间交流的大门没有关,但官方对话有硬性门槛。
这个门槛就是台湾问题和历史问题。话已经带到了,接下来就看日方怎么选。
结语
岩屋毅带着经济界的诉求来,带走的是中方清晰的政治条件。王毅把台湾问题、历史认知、对华心态这三个层次摆得明明白白,没有留下模糊空间。
日本经济界的焦虑是真实的,稀土供应和在华市场份额的变化也是真实的,但中方的立场同样明确:经贸合作的前提是政治基础不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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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渠道可以保持畅通,关西经济界的访华行程却在延期,这种“民间热、官方冷”的状态,说明当前中日关系的症结不在经济层面。
岩屋毅代表的是一条务实路线的残余声音,这条路线能走多远,取决于日本国内政治力量对比的变化。
中方的态度已经通过这场会见传递得足够清楚,接下来日方是继续回避核心问题,还是拿出实际行动调整方向,决定权在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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