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凯丰病重，毛主席得知后托人捎话：放下过去，好好治疗！

1955年3月，北京医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凯丰因病住院。此时的他已经49岁，肝癌发展迅速，身体每况愈下。消息报到中央后，毛主席立即关注起来，要求尽力调集医疗力量，为凯丰诊治。

病床上的凯丰听到这个安排，久久没有说话。几十年前，在遵义会议上，他曾对毛主席的主张持强烈异议；如今自己病重，毛主席却没有计较旧事，反而设法救治。这份反差，让他心里十分复杂。

毛主席了解凯丰的性格，也猜到他会因往事不安，便托人捎去话：“过去的事情不要再想了，好好治疗。”话不长，却把政治分歧与个人恩怨分得很清楚。对毛主席而言，同志犯过错误，并不等于永远失去被信任和被挽救的机会。

凯丰原名何克全，1906年出生在江西萍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家里生活艰难，父母仍想办法送他读书。凭着勤奋，他进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接触到新思想，也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

大革命失败后，凯丰赴苏联学习，系统接触马克思主义理论。回国后，他先后从事青年工作、宣传工作，撰写文章，主编刊物，在进步青年中产生过较大影响。他的长处很明显：理论基础扎实，文字能力突出，判断问题也有自己的主见。

但理论修养有时也会带来另一面。1933年，凯丰来到中央苏区，后来担任团中央书记，并进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行列。当时的他年轻、有才华，又与博古关系密切，对既有的理论判断颇为自信。

1934年，红军开始长征。中央红军在军事指挥上接连受挫，部队处境极其危险。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举行。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进行检讨，也重新讨论了党和红军的领导问题。

在这场重大争论中，凯丰没有立即接受毛主席的意见。他更相信博古等人的判断，对毛主席依靠实际情况制定战略的做法缺乏信任。有人回忆，会上双方争论相当尖锐，凯丰甚至质疑毛主席的理论修养。至于一些流传甚广的具体对话，细节未必都能得到完整史料印证，但他的确曾在这一阶段持反对态度。

毛主席没有把争论变成个人冲突。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不能脱离中国革命的实际，军事指挥也不能只看书本上的条文。红军面对的是变化中的敌我力量，照搬现成经验，往往会付出惨重代价。

遵义会议之后，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逐步摆脱被动局面。战场上的变化，使凯丰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判断。认识到错误并不容易，尤其对一个长期相信自身理论能力的人来说，更需要事实和时间。

1935年6月，两河口会议讨论红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面对张国焘提出的南下主张，凯丰转而支持北上，并撰文批评错误意见。这不是一句口头表态，而是他在关键关头对立场作出的调整。党组织也没有因他过去的失误而弃置不用，而是继续让他在宣传和理论岗位发挥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凯丰参与党的宣传、青年和统战工作。抗日军政大学成立后，他还负责创作校歌。那时延安聚集了大量青年，宣传工作不仅是写文章，更要把抗战目标讲清楚，把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凯丰擅长文字，也熟悉青年心理，因而承担了不少重要任务。

1940年底，他回到延安，参与中央宣传部门的工作，并在整风中承担具体事务。抗日战争胜利后，凯丰前往东北，担任东北局宣传部负责人。东北局势复杂，城市接管、干部教育和群众宣传彼此交织，宣传工作直接关系到新政权能否站稳脚跟。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担任东北局常委、沈阳市委书记。沈阳是重要工业城市，又处在支援抗美援朝的前沿区域，城市恢复、生产建设和后勤保障任务都很繁重。他长期高负荷工作，身体也由此逐渐透支。

1952年，凯丰调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并担任马列学院院长，继续从事理论教育。即使身居领导岗位，他对家人要求仍较严格，曾拒绝子女利用职务调动工作的请求。对他来说，革命干部的身份不是家庭谋取便利的资本。

遗憾的是，长期积劳使他的病情发现时已经十分严重。专家会诊后，医疗人员仍尽力施治，但肝癌晚期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多时间。1955年3月23日，凯丰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其追悼会由邓小平主持，许多中央领导参加，遗体随后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