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虎城妻谢葆真：养育七子女，陪伴丈夫被幽禁十年，34岁含恨去世

1937年冬，南昌一处戒备森严的看守所里，谢葆真带着年幼的儿子杨拯中，终于见到了被扣押的杨虎城。杨虎城没有先问妻子一路受了多少苦，而是皱着眉说：“这里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谢葆真只回了一句：“你在这里，我不能一个人躲着。”

这次相见，谁也没有想到会成为一家人长达十年囚禁生活的开端。

谢葆真出生于1913年，陕西咸宁人。她家境贫寒，十岁左右进入西安女子模范小学读书，因经济困难未能完成学业。读书时间虽短，却让她很早意识到，贫苦家庭的女子若没有知识，往往连选择命运的机会都没有。

1927年，十四岁的谢葆真被推荐到中山学院妇女运动班学习。那是一个思想激荡的年代，妇女解放、反对包办婚姻、提倡女子受教育等主张，开始走进更多普通人的生活。谢葆真年纪不大，行动却很利落，很快剪去长发，投身革命宣传工作。

她曾在宣传队任职，也到安徽太和等地开展妇女工作。挨家挨户劝说，组织识字教育，动员女子摆脱旧式婚姻束缚，这些事听起来不显眼，真正做起来却要面对许多阻力。谢葆真自己吃过没有文化的苦，因此格外重视贫苦女子的读书机会，还推动创办贫民女校。

杨虎城与她的相识，也是在这样的工作环境中逐渐加深的。北伐时期，两人有过接触。后来谢葆真到杨虎城部队的政治部门从事宣传，见面的机会多了，彼此的性格和志向也更加清楚。

杨虎城出身贫寒，文化基础有限，对谢葆真的进步和干练十分欣赏。据相关回忆，他曾托人表达过希望谢葆真帮助自己读书识字的意思。1928年，经有关方面同意，两人举行了简朴婚礼。杨虎城看重的，不是妻子能否操持豪华家务，而是她能不能与自己共同承担时代的压力。

婚后，谢葆真并没有只守在家中。杨虎城主持陕政期间，她参与社会活动，关心妇女教育，也支持创办助产士学校，为贫苦学校募集物资。张学良到西安后，她还曾以女主人身份接待赵一荻。这样的角色并非简单应酬，而是当时社会关系与公共事务的一部分。

他们先后有了七个孩子。孩子的出生给家庭带来欢乐，也带来沉重负担。为了让杨虎城能够集中精力处理军政事务，谢葆真曾把部分孩子送回老家，请母亲代为照料。她并非不疼孩子，而是明白，在战乱环境下，一个家庭很难同时拥有安稳生活和完整团聚。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交出兵权。1937年，他出国考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决定回国。可是回国等待他的不是重新领兵抗日，而是被扣押。谢葆真原本已经回到陕西，得知丈夫被控制后，她没有选择远离危险，反而带着儿子赶往南昌。

母亲劝她不要去，她回答说：“我是他的妻子，不能在他最难的时候离开。”这句话并不华丽，却说明了她的选择。她清楚南昌是什么地方，也知道杨虎城的处境十分危险，但夫妻关系在她心中从来不只是家庭关系，更是一份共同承担的责任。

一家三口后来被转移到湖南益阳桃花坪等地，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住处隐蔽，行动受限，身边始终有人监视。为了躲避外界注意，他们还曾被转移到偏僻房屋甚至山洞一类的地方。杨虎城受到的待遇，也远不能与张学良被幽禁时相比。

谢葆真在囚禁中生育过孩子，其中一个因环境恶劣夭折。另一个孩子出生后，她身体虚弱，奶水不足，只能设法请人照料。七个儿女中，有的年幼夭折，有的后来遭遇不幸，能够平安长大者并不多。对一个母亲来说，这种痛苦远比单纯的囚禁更难承受。

她仍然坚持读书、写字、看报，并教儿子识字。牢房隔绝了阳光，却没有完全隔绝她对生活秩序的要求。孩子问起父亲什么时候能够出去，她常常只能安慰：“再等一等。”这句简单的话，她说给孩子听，也像是在说给自己听。

随着看守方面得知她曾参加革命活动，谢葆真受到更严厉的精神压迫。她反抗、斥责，甚至被强行扣上“精神失常”的帽子。她与杨虎城被分开后，杨虎城常听到妻子的声音，却无法施以援手。夫妻近在咫尺，实际上却隔着无法逾越的看守与命令。

抗战胜利后，他们本以为局势会出现转机，结果却被转移到重庆，囚禁并未结束。长期折磨使谢葆真的身体和精神迅速垮掉。她曾绝食，也曾吞下金戒指，试图用结束生命的方式换取丈夫和孩子的生路，但看守方面不断救治，使她始终无法如愿。

1947年2月8日，年仅34岁的谢葆真在囚禁中去世。关于她临终前的具体情况，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认的是，她没有等到自由，也没有等到一家人重新过上正常生活。杨虎城见到遗体时，悲痛难以自持。

谢葆真去世后，杨虎城仍被继续关押。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及其幼子杨拯中等人在重庆惨遭杀害。谢葆真苦苦坚持的十年，最终没能换来丈夫和孩子的平安。她留下的，不只是一个将军妻子的身份，还有早年投身妇女工作、长期承担家庭与政治压力的完整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