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人围了加代的货!加代一个电话叫来两百兄弟,平了整个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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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四年。

深圳西边那座私营码头,三条水道。往香港的走大货,往广州的走散货,最浅的一条只过得动小驳船。

洪金彪卡了前两条。

他四十二岁,本地人,早年在渔船上帮工,后来把这座码头攥进了手里,人喊他彪哥。三个泊位、两条航道、一支装卸队,全在他手心里。

走货过他的手,一律抽三成。他管这叫补水。

谁不交,谁就漂着。

上个月,东莞的姚老板拉一船水泥熟料进港,船还没靠稳就站在甲板上喊:“彪哥,三成太重,我给一成。”

洪金彪在闸口撂下一句:“让他漂着。”

那条船在锚地漂了十一天。头三天还有小舢板送水送菜,到第五天,送菜的都不来了。

第十一天,姚老板自己下了跳板,膝盖一软,跪在地上磕了个头。

“水补了没有?”洪金彪坐在遮阳棚底下,头都没抬。

“补了。”

“船拉走,人你带走。”

“谢谢彪哥。”

“记住一句话。”洪金彪把茶杯放下,“这条线,你别再来了。”

姚老板的船走那天,码头上没一个人搭手。

彪哥的后台是联营公司的何董,抽上来的钱一半走公司的账,一半落自己兜里。

一九九四年秋天,加代的六十件烟酒走水路进深圳,从天津转的海路。押货的人叫远刚。

接货那天是十月十四,船进港时起了风,天亮才靠上泊位。

远刚带了四个人下船,第一件事是点数。六十件,一件不少。

他刚点完,码头上来了十几号人,把货围在了当中。

领头的是个瘦子,浅灰夹克,自称是彪哥的师爷,姓吴。

“这位兄弟。”吴师爷笑着递烟,“货进港,得先补水。”

“补水多少?”

“老规矩,三成。”

“三成?”远刚笑了,“我这一船货,走三家码头,都是一成。”

“别的码头是别的码头。这儿,是彪哥的码头。”

“单子上写的是加代。”

“那就更好。”吴师爷说,“彪哥正等着他。”

半个钟头后,码头上来了五十号人。



不是一下子涌上来的。闸口那边来一队,货堆后头绕出一队,水边的小驳船上又跳下来一队。都穿深色夹克,手插在兜里,肩膀绷得笔直。

洪金彪是坐摩托来的。他下车,走到货堆前,抬脚踢了踢最上面一件。

“你是加代的什么人?”

“兄弟。”

“加代人呢?”

“沈阳。”

“那好办。你给他捎句话——他来了,货走人走;他不来,货和人都在这儿长着。”

“彪哥,货是加代的。”

“我知道是加代的。”洪金彪说,“我等的就是他。”

五个人被带进码头边上一间铁皮屋,门上挂了锁,分开看住,谁也出不去。

那年头,人手一台数字呼机。兄弟之间有一套老码子:报平安是零零一,货出岔子报零八,人出了岔子报零九,数字越短,事越大。

远刚那台呼机被收走了,就摆在铁皮屋的桌上。

第二天上午,他说肚子疼,要去码头对面的旱厕。

看他的两个小子懒得动,远刚摸出五十块钱塞过去:“给两位买包烟。人有三急,我还能往哪跑。”

两个小子收了钱,跟着他出门。旱厕边上有个老头的公用电话,红壳子,投币口边上贴着纸条:市内三毛,长途一块二。

“大爷,我拨传呼台。”远刚把一枚硬币递过去。

接线员是个女声,先报了台号,再问:“呼哪位,留什么话?”

“呼零三二八七。”

“留什么话?”

“不留话,留码。”远刚说,“零八。”

他停了一下。

“再留个零九。”

“零八,零九。”接线员重复了一遍,“就四个数?”

“就四个数。”

远刚挂了电话,回铁皮屋,把那碗饭吃得干干净净。

呼机在加代腰上响的时候,他正在沈阳一家饺子馆里陪人吃饭。

他低头看了一眼,屏幕上一行小字:零八 零九。

加代把筷子放下了。

他起身往外走,左帅跟了出来。

“代哥,怎么了?”

加代把呼机递过去。

“零八零九。”左帅脸沉下来,“远刚出事了?”

“货出了岔子,人也出了岔子。”

“我这就去订票。”

“订一张。”

“一张?”左帅一愣,“代哥,您一个人去?”

“先谈。”加代说,“嘴能解决的,不动手。”

“谈崩了呢?”

“谈崩了再说。”

当天下午,加代把事儿跟几个人通了气。

丁建先开口:“代哥,六十件烟酒,本钱十万出头。三成就是三万。给三万,货拉回来,人也回来了。这三万,当买路钱。”

“洪金彪在深圳盘了三年,码头上一百多号人听他的。”马三也说,“咱的手伸不到那边去。为三万块钱跟人硬碰,值不值?”

江林开口了:“代哥,我说句实在话。洪金彪不是街面上的顽主,他有码头、有公司、有后台。这一趟过去,货未必回得来。”

“那就货不要了。”加代说。

江林一愣:“代哥?”

“货不要了,人得回来。”加代说,“货我十船都挣得回来,远刚就一个。”

“代哥——”丁建还想说。

“我今儿要是拿三万把货赎回来,往后南方就都知道了。”加代把烟摁在碟子里,“加代的货可以围,加代的人可以扣。三万块钱换回来的是货,赔出去的是往后一路的道。”

“那您想怎么办?”

“我一个人先过去谈。”加代站起来,“他们要是讲理,这事儿到这儿就完了。”

加代第二天下午到的深圳。一个人,就带了个帆布包。



洪金彪在码头办公室见的他。板房改的屋子,墙上挂着两幅水墨画。洪金彪坐主位,吴师爷坐在左手边。

加代进门先递烟。洪金彪接了,没抽,夹在耳朵上。

“加代,久仰。”

“彪哥。”加代坐下,“六十件货是我的,押货的是我兄弟。三成太重。”

“重么?”洪金彪笑了,“这条线上,人人都交三成。”

“我给一成。货我拉走,人我带走。往后这条线,我按一成走。”

洪金彪拿起茶壶,给加代倒了一杯,也给自己倒了一杯。

然后他把杯子举起来,手腕一翻,慢慢地,把茶泼在了加代脚前的地上。

茶汤摊开一片,屋里没人说话。

“这就是你的下场。”洪金彪把空杯放回桌上。

吴师爷在边上接话:“代哥,彪哥这是给你留面子。你一个人来的,彪哥今天让你出这个门。”

加代低头看了看脚前那片湿。

他站起来,拎上帆布包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没回头。

“彪哥,这杯茶,我记住了。”

出了闸口,过一条马路,是个大排档。六张折叠桌摆在路边,铁皮顶棚,两口大锅咕嘟着。天还没黑透,人不多。

加代在最靠里那张桌子坐下,抽了把塑料凳。

老板娘四十来岁,围着围裙跑过来:“老板,吃什么?”

“来壶茶。”

“就喝茶?”

“先来壶茶。”

老板娘拎来一壶热水、两个杯子,又放下一碟花生。

加代给自己倒了一杯,没喝,搁在手边晾着。他掏出一本小本子翻开,上头列着一串号码。

第一个电话打给丁建。

响了两声就通了。

“喂。”

“我。”

“代哥。”那头一下静了,“谈得怎么样?”

“泼茶了。”

“……我这就叫人。”

“广州、东莞、惠州,能动的都动。”加代看着马路对面的码头,“走广深公路,别走正门,闸口有人盯。”

“几点到?”

“十一点往后。一辆一辆来,别凑一块儿。东边沙场先停,人下车,蹲着,别出声。”

“多少人?”

“越多越好。”

他挂了电话,往本子上按了个印子。

第二个电话打给左帅。

“左帅,家里能走的都拉上。”

“去哪儿?”

“深圳。”

“今晚就走?”

“今晚就走。坐南下的车,广州站别停,直接到。”加代顿了顿,“两天两夜,让兄弟们带件厚衣裳。”

“到了听谁调?”

“听丁建的。”

第三个电话打给陈耀东。

“耀东,蛇口那边你有没有船?”

“有两条驳船,常年闲着。”

“今晚借我。”

“几条船的事。”耀东顿了顿,“代哥,出什么事了?”

“回头说。船别靠岸,停在后航道里,等我信。”

加代挂了电话,把硬币一枚一枚夹回本子里。

老板娘拎着壶走过来,在他桌边站住:“老板,还添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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