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6年10月，军事科学院的一间办公室里，传记组组长范硕接到宋时轮的召见。叶剑英病情恶化，宋时轮最担心的不是书能否按时出版，而是史实是否经得起检验。他反复叮嘱：“一定要认真校对，绝不能出错。”
这句话，既是对编写人员的要求，也是他多年治学和带兵作风的体现。叶剑英传记的编写，从来不是简单整理履历，更不能只写功劳、不写复杂背景。战争年代资料残缺，许多亲历者年事已高，回忆难免有疏漏。每一处关键情节，都必须反复核实。
1980年，中央批准在军队有关单位成立元帅传记编写组，叶剑英传记的编写任务交由军事科学院承担。时任院长的宋时轮接到文件后，立即要求政治部门提出具体方案，并亲自过问筹备进展。
有意思的是，宋时轮并没有把这项工作交给传记组后便不再过问。涉及长征期间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关系等重大问题，他专程请叶剑英回忆情况，还安排人员赴南京访问许世友等当事人，力求让不同方面的记忆彼此印证。
叶剑英曾回忆，红军会合后，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使中央处境十分危险。一次，他借故离开会场，向毛泽东报告情况。毛泽东看完电报，立即用短铅笔把内容记在卷烟纸上，判断中央必须尽快行动。宋时轮听完后，记满了一本笔记。
他自己也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1935年9月，中央机关和红一、三军团连夜转移时，宋时轮没有及时接到通知。第二天得知情况后，他立即独自追赶部队。后来见到毛泽东，毛泽东拍着他的肩膀说：“你来了，很好！”这段经历，使他更清楚史料与亲历之间的距离。
宋时轮与叶剑英的信任，并非到编写传记时才形成。1946年，国共两党签署停战协定，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宋时轮担任我方执行处处长，在叶剑英领导下处理停战调处事务。
当时名义上停战，实际却冲突不断。宋时轮提出，应在我军力量较弱、又可能遭到进攻的地区派出执行小组，及时掌握情况，推动停战令落实。经过交涉，军事调处执行部先后向赤峰、太原等地派出多个小组。
同年4月，国民党方面以查户口为名，强行带走新华社北平分社人员。宋时轮一面组织慰问，一面与有关方面交涉。被扣人员很快获释。此后，他又遭到特务枪击，因司机及时加速冲过危险地段而脱险。叶剑英由此更加了解他的果断与担当。
1957年，叶剑英主持筹建军事科学院，点名调宋时轮来协助工作。叶剑英称赞他“有勇有谋，能文能武”，希望两人像北平工作时一样密切配合。1958年军事科学院成立，叶剑英任院长，宋时轮任第一副院长兼计划指导部部长。
军队条令编写过程中，宋时轮坚持司令部平时工作必须服务于作战准备，不能把战备与日常工作割裂。他常说，条令关系到部队行动和官兵生命，文字差错绝非小事。后来负责外军研究时，他又强调要通过军事学术研究了解外国军队，不能满足于零散材料。
叶剑英长期承担中央和军委的重要工作，宋时轮则在军事科学院承担大量具体事务。两人之间，是领导与部属，也是共同经历风雨的战友。正因为如此，1984年叶剑英嘱咐他为《叶剑英传略》作序时，宋时轮反而迟迟没有答应。
他考虑数日，才对传记组说：“写序言，我不够资格，不能写。”这不是推辞，更不是自谦作态。在宋时轮看来，序言往往带有评价性质，而自己长期在叶剑英领导下工作，既是受教者，也是传记编写工作的负责人，必须避免把个人感受代替历史判断。
他后来同意写一篇跋，写下自己长期受叶剑英教诲、并因接触大量史料而受到教育的体会。文字不长，却把两人的关系交代得十分清楚：不是简单赞颂，而是以亲历者身份说明叶剑英在革命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判断力和担当。
1986年10月22日，叶剑英在北京逝世，终年89岁。宋时轮闻讯后悲痛落泪。抗美援朝长津湖战役后，他曾因牺牲官兵而落泪；多年之后，叶剑英的离去，再次击中了这位老将。
《叶剑英传略》出版后，宋时轮立即买回家仔细阅读。对他而言，这本书既是军事科学院多年工作的成果，也是对老领导、老战友最严肃的一次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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