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人民解放军各项工作都面临重新调整。第二炮兵部队掌握着战略导弹力量，技术性强、保密程度高，领导岗位绝不能只看资历，更要懂军事、懂技术，还要经得住复杂局面的考验。
当时，叶剑英考虑的人选并不是一位单纯的政工干部，也不是只会带兵冲锋的战将，而是向守志。叶剑英曾明确表示：“非他不行。”这句话分量很重，因为向守志此前长期从事炮兵、导弹和院校建设工作，对这支特殊部队的情况有着较深了解。
向守志1917年出生于四川宣汉，少年时期家境普通，17岁参加红军。长征途中，他吃过苦，也负过伤。一次行军时，他的脚部遭到重击，伤势不轻，医疗条件又十分有限，仍然坚持随队行动，把有限的药品和包扎用品让给伤员。
这种经历塑造了他的性格。少言，坚韧，遇事不退。对一名基层红军干部来说，能在艰苦环境中坚持下来，本身就是考验；而向守志后来能够走上高级指挥岗位，与早年形成的纪律意识和责任感有直接关系。
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八路军一二九师系统内逐渐崭露头角。1938年3月的神头岭伏击战中，刘伯承、陈赓指挥部队设伏，向守志负责机枪火力组织。战斗打响后，他带领机枪分队压制日军增援力量，为伏击行动提供了重要支撑。
这件事看似只是一次火力部署，实际反映出向守志的特点：能执行命令，也能迅速判断战场变化。刘伯承长期重视干部的实际能力，向守志能够得到信任，并不只是因为资历较老，更因为他在关键时刻拿得出办法。
解放战争中，向守志继续在刘邓大军中任职，参加郑州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以及川南剿匪等作战。1955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此时的向守志，已经是一名经验丰富的野战指挥员，但真正改变其军旅方向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系统学习。
南京军事学院成立后，许多从战争年代走来的将领进入课堂。打仗时敢冲敢拼，面对教材、公式和论文，却是另一回事。向守志文化基础并不突出，学习之初同样感到吃力，但他没有把困难当成理由。
有人问他：“年纪不小了，再学这些还来得及吗？”向守志的回答很朴实：“别人能学会，我也要学会。”这不是一句轻松话。导弹、火箭和核武器知识涉及工程、物理、机械等多个领域，靠过去的战场经验无法直接解决问题。
经过系统学习，他开始接触导弹、火箭炮和核武器的基本知识，也逐渐认识到，未来战争已经不只是兵力和火力的较量，科技水平将直接影响国家安全。对向守志而言，这次学习等于重新进入一片陌生战场。
1960年，向守志出任西安炮兵技术学院院长。苏联专家撤离后，部队培养专业人才不能再依赖外部力量，教材、器材和师资都需要自己解决。院校建设没有硝烟，却同样考验组织能力和担当。
他组织教员编写教材，围绕导弹、火箭等专业建立教学体系；同时设法筹措实验器材，保证学员能够接触实际设备。资料记载，相关教材编写数量达到近百种，为早期导弹部队培养技术骨干提供了条件。
有意思的是，向守志并非只抓课堂。他很清楚，技术部队要形成战斗力，必须把理论、训练、装备和指挥结合起来。院校教出的学员，最终要回到部队，面对复杂设备和真实任务，任何一个环节脱节都可能影响全局。
1964年，中国先后取得中近程导弹试验成功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向守志长期从事的工作，正处在这项事业的基础环节。随后，他担任军委炮兵副司令员，继续参与炮兵和导弹力量建设。
“九一三”事件后，第二炮兵需要重新稳定工作秩序。这个岗位不能只凭勇气，更需要熟悉技术建设、院校培养和部队管理。叶剑英想到向守志，正是因为他既有野战部队经历，又有长期从事技术兵种建设的经验。
起初，向守志对任职并不轻松。他明白，第二炮兵不同于一般作战部队，任务特殊，保密要求严格，任何判断失误都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叶剑英和邓小平对他的工作能力表示认可，他才接受这项安排。
到任后，向守志把整顿秩序、加强训练、培养人才和推进专业化建设结合起来，使部队工作逐步转入正常轨道。对一支技术密集型部队而言，稳定并不是简单地“管住人”，而是让指挥体系、训练制度和技术力量重新衔接起来。
1988年，向守志被授予上将军衔。那一年，他已经在炮兵和导弹部队建设领域工作了多年，从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到第二炮兵的重要领导者，身份虽不断变化，始终没有离开过部队现代化建设这条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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