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政委极为不满，毛主席急令叶剑英出面调解！

1973年，兰州军区机关里，司令员韩先楚与政委冼恒汉因为一套训练方案发生争执。一个认为边防部队必须按实战要求重新调整，一个则觉得西北军区情况特殊，不能把前线部队的办法原样搬来。争论没有停在会议桌上，两人的关系也由此变得紧张。

这场矛盾的表面，是工作方法不同，深层却是两位将领经历、职责和性格的差异。

韩先楚出身于湖北红安，少年时期便投身革命，长期在战斗一线成长。红军时期，他敢于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解放战争中，他率部行动迅猛，常常以突然出击打乱对手部署，因此获得“旋风将军”的称号。

抗美援朝战争中，韩先楚曾担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参与指挥重要作战。战场上的他重视速度，更看重部队能否在关键时刻迅速形成打击力量。这种作风在战争年代极为宝贵，也逐渐成为他处理军务时鲜明的个人特点。

冼恒汉则是另一种类型的将领。他早年受过较系统的教育，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曾在红军、八路军和西北野战军中任职。与韩先楚相比，他更熟悉部队思想建设、后勤保障以及地方协调，对西北地区的地理、交通和经济条件也有长期了解。

两人的分歧，正是从“怎样建设军区”开始的。

韩先楚到达兰州后，没有满足于听取汇报，而是很快深入部队和边防一线。他检查训练、道路、阵地和物资储备，看到不符合实战要求的地方，便要求立即改动。有些干部刚刚按照原计划完成调整，新的指示又来了，工作压力自然不小。

冼恒汉对此颇有意见。兰州军区不同于东南沿海军区，辖区广阔，交通条件有限，许多工作必须考虑高原、荒漠和补给距离。过去多年形成的部署，并非没有依据。韩先楚强调的是“随时能打”，冼恒汉考虑的则是“平时如何维持、战时如何支撑”。

一次会议上，双方再次争执。韩先楚认为：“部队平时练得不像打仗，真遇到情况就要吃亏。”冼恒汉回应：“训练要紧，整个军区的建设规律也不能不顾。”话说到这里，气氛已经很僵。

这件事之所以受到重视，还与当时的军队调整背景有关。20世纪70年代初，各大军区主要领导任职时间普遍较长，一些将领在同一地区工作多年，对当地情况十分熟悉，但军区之间交流不足的问题也逐渐显现。

1973年，中央决定进行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韩先楚由福州军区调任兰州军区，皮定钧则调往福州军区。这一安排并不是简单的人事变动，而是希望打破长期固定的工作圈层，让高级将领熟悉新的战略方向，同时保持各军区指挥体系的活力。

调任前，有人曾半开玩笑地提醒冼恒汉，新来的司令员作风强硬，工作标准很高。冼恒汉当时大概没有想到，真正的难处并不在韩先楚“要求多”，而在两人都认为自己的判断关系到军区大局。

矛盾传到北京后，毛主席得知冼恒汉前来汇报，便让叶剑英出面了解情况。叶剑英听完经过，用“笼子里的两只公鸡”形容两人的脾气，意思是两位主官都能干，也都有主见，若只争输赢，军区工作反而会受到影响。

叶剑英随后从战略职责上劝解冼恒汉：兰州军区肩负西北防务，军事指挥需要韩先楚这样的战将；军区建设、地方协调和长期保障，也离不开熟悉当地情况的冼恒汉。两个人不是谁取代谁，而是必须把不同长处合在一起。

这番话并没有改变两人的性格，却改变了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冼恒汉回到兰州后，继续协助韩先楚推进工作；韩先楚也逐渐意识到，西北军区的许多事务不能只用前线思维解决。涉及训练和战备时，他坚持原则；遇到建设与保障问题，则更多听取冼恒汉的意见。

有意思的是，这段插曲并未演变成个人对立。两位将领仍会争论，但争论的焦点回到了军务本身。韩先楚负责把军区的战备要求提起来，冼恒汉则努力让这些要求落到现实条件之中。直到1977年冼恒汉离开领导岗位，这种一刚一稳的搭配才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