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乾隆四十四年，京城，六世班禅入朝觐见，乾隆皇帝赐下一颗五等东珠。看似只是赏物，细究却能发现，这份赏赐已经相当特殊。因为在清代，东珠不是普通珠宝，而是皇权秩序中有明确位置的身份标志。
很多人熟悉“东北三宝”这个说法，通常指人参、貂皮和东珠。不过，这并不是清代正式官书中的固定称谓，而是后世较为常见的概括。三者都珍贵，区别却很明显：人参和貂皮虽受官府控制，终究可以通过贸易获得；东珠则不同，谁能使用，往往不是银钱能决定的。
所谓东珠，原本多称北珠，主要产于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以及鸭绿江等水域。它属于天然淡水珍珠，形成缓慢，圆润程度、光泽和大小各不相同。明代以后，因为产地位于关外东方，北珠逐渐被称作东珠。
这类珍珠在中原很早就有名气。北宋时期，上等北珠已经价格惊人，宋徽宗年间，优质珍珠一颗可值数百万钱。到了明末，女真各部之间的贸易中，人参、貂皮和东珠经常并列出现。它既是物产，也是部族贵族展示地位的物件。
东珠真正被纳入清朝皇室制度，与努尔哈赤势力扩张有关。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攻取乌拉部。乌拉所在区域水产丰厚，盛产珍珠。此后，后金政权开始组织专门人员采捕，并将这些珍珠纳入权力集团的管理范围。
顺治十四年，清廷在乌拉设立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打牲”是满语，含有渔猎之意。这个衙门并不只是采珠，还负责捕捞、狩猎、储存和运输各类贡品。其中，东珠被放在极重要的位置，专门采珠的单位称为珠轩。
当时，打牲乌拉下辖五十九个珠轩，每个珠轩由三十名壮丁组成。朝廷规定，每个珠轩每年上交十六颗东珠，合计九百四十四颗。数字看着不少，放进实际采捕过程，便能看出压力有多大。
采珠季大致集中在四月至八月。东北春末的江水依旧寒冷，采珠人要长时间下水摸取蚌蛤。更麻烦的是，采到一串蚌蛤，未必能发现一颗珍珠；即使有珠，也可能形状不圆、光泽暗淡，达不到贡品标准。
考核同样严厉。珠轩完不成定额，正副长官都可能受罚；多采到一颗，则能得到布匹等奖赏，数量越多，赏赐越重。这样的制度，说明东珠并不是自然取之不尽的宝物，而是一种由人力、风险和严密管理共同维持的皇室资源。
东珠的珍贵，还体现在严格的等级划分上。清代将东珠分作七等，重量、大小、光泽和形状都是评定依据。重量达到一钱以上者，通常列入头等，主要供皇帝、皇后和皇太后使用。等级稍低的珍珠，也并非谁都能随意佩戴。
朝冠、朝珠和朝带都有具体用珠规定。皇帝朝冠的金顶、帽前金佛以及朝珠，所用东珠数量和等级均有制度安排。它们并非简单装饰，而是把尊卑差别直接呈现在服饰上。珠子越珍贵，佩戴者距离皇权核心往往越近。
正因如此，影视剧里皇子、亲王佩戴东珠朝珠的情节，并不一定符合清代礼制。清廷规定，东珠朝珠主要属于皇帝、皇后、皇太后的专用范围，皇子、亲王和郡王虽然身份尊贵，也不能因此取得同等资格。他们可以使用其他材质的朝珠，却不能把皇室最高等级的象征随意戴在身上。
王公大臣若因功受赐，也必须得到皇帝特许，而且所用东珠等级受到限制。《大清律例》对官员使用东珠的重量有明确约束，超过规定便属于违制。换句话说，东珠赏赐不只是奖品，更像是一种经过皇权批准的特殊标记。
有大臣获赐东珠后，旁人曾问：“此珠既是恩典，是否可以代代相传？”得到的回答很简单：“恩出于上，制不可违。”这句话未必出自某一具体档案，却准确反映了清代赏赐与礼制之间的关系：得到不等于拥有无限使用权。
东珠资源的衰退，也改变了它在宫廷中的地位。从顺治到乾隆，长期采捕使江河中的珍珠逐渐减少。到了道光时期，打牲乌拉已经难以提供品质优良的东珠，采捕活动一度停止。晚清宫廷所用的上等东珠，多依靠早年库存，新的补充极为有限。
所以，东珠等级高，并不只因为它圆润稀少，更因为清廷把产地、采捕、分级和佩戴全部纳入制度。它从江河中的一颗珍珠，变成冠服上的权力符号；谁能佩戴，佩戴哪一等，实际上都写在清代森严的礼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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