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祥子在城里的苦，放在农村其实是“天堂”

一个破产农民，进城成了“体面人”

18岁的祥子，从乡下来到北平。他“带着乡间小伙子的足壮与诚实”，有一副“铁扇面似的胸，与直硬的背”。他来城里，不是因为向往繁华，是因为乡下的日子已经过不下去了——“日益凋蔽衰败的农村使他无法生存下去”。

他要找一个能吃饭的地方。拉车，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活。

为什么选拉车？因为“作别的苦工，收入是有限的；拉车多着一些变化与机会”。说白了，在北平的底层职业里，拉车已经是“高收入”了。

让我们看看祥子到底赚多少钱、花多少钱。

车夫的账本：一天六毛，净赚四毛

1920年代的北平，一个人力车夫一天的毛收入大约在0.54元到0.7元之间。如果是租车，每天要交约0.15元的“车份儿”，占日收入的四分之一到四分之一多。刨去车租，祥子的日净收入大约在0.55元左右，月收入约16.5元，年收入约198元。

198元一年，是什么水平？历史学家史谦德在《北京的人力车夫》中记载，20年代北京人力车夫一个月的收入在10到12元，“跟巡警、小店员的收入差不多”。

祥子买第一辆车，攒了三年的钱，一辆人力车约值100元。三年总收入594元，消费性支出约494元，平均每年花掉约165元。

165元一年，怎么花？李景汉的北京生活费调查显示，车夫的生活费“百分之七十五是饭食，百分之九是煤柴，百分之八是房租，百分之五是衣服”。祥子住在车厂的集体宿舍，房租基本不用自己掏。他吃大饼、喝凉水，“从不赌钱，从不嫖妓，从不花钱看病”。

听起来很惨？还有更惨的。

农村的账本：一年九十一块，恩格尔系数超过0.8

同一时期，华北农村的雇农，一年总收入是多少？

根据对河北清苑的调查，20年代下半期，雇农户平均一年的总收入为91.21元——包括粮食收入21.17元、棉花收入1.74元、工副业收入20元、打工收入40元、外出人员寄钱8.3元。总支出88.33元，一年下来，勉强剩下不到3块钱。

“雇农则基本持平，间或有少量储蓄”。翻译成大白话：一年到头，不欠债就是赢了。

但这还不是最触目惊心的。看看他们的钱花在了哪里：生活消费81.67元中，饮食花了66.45元，占生活消费的81.4% 。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中农0.808，贫农0.816，雇农0.814，三者都“远远超过了作为绝对标准指标的0.59”。

恩格尔系数超过0.8是什么概念？意味着一个家庭80%以上的收入，只够填饱肚子，而且填的还是粗粮。清苑中农成年人口粮消费水平为每年322市斤，“每天不到一斤”；贫农更少，人均267市斤，“平均每天仅7两粮食，而且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营养价值低的粗粮”。

一天七两粗粮。 祥子一天至少能吃上大饼，偶尔还能“在最好的饭摊上吃顿饭，如热烧饼夹爆羊肉之类的东西”。

地租和捐税：农民身上两把刀

雇农还只是农村最底层的一部分。占农村人口一半以上的佃农，日子也好不到哪里去。

地租有多重？1930年湖南的数据显示，地租按上中下三等分别为53.9%、55%、51.3%，远远超过国民政府规定的37.5%上限。全国平均而言，佃农总收成的40%到45% 要用来交地租。有些地方甚至是“对开田”——收两石谷，交一石租。

捐税更是名目繁多。田赋附加税“课则繁多，名目杂乱，因事因税立名者约百余种”。1928年以后，田赋和田赋附加归省政府，各县又在原来附加之上“再为附加”，“附加税无不超过正税”。河南豫南一带，“地亩附加捐，每两附加到十三元”。

地租拿走一半收成，捐税再拿走一层，剩下多少？

农民的回答是：卖儿卖女。陕西的记载写道：“贫苦农民只能挖野菜、吃树皮、煮草根、卖儿卖女、背井离乡到处逃难”。横山县的案例更为具体：村民白珠玉“将年轻的妻子和自己亲生的3岁的儿子卖给人贩子”，陶满仓、郝应福“不得已将自己的妻子卖于山西”。河南新乡发现的一张民国卖身契上写着，13岁的少女“因为家里连年颗粒无收、难以生计”，被父亲以150元大洋卖掉。

祥子的“苦”，是农民眼里的“体面”

现在，把两份账本放在一起看。

祥子一年赚198元，花165元，三年攒下一辆车。雇农一年赚91元，花88元，三年攒下不到9块钱。祥子的年收入是雇农的两倍多。

祥子住在车厂的集体宿舍，不要房租。雇农住在哪里？如果住不进厂里的集体宿舍，“就要跟同乡们联手，在垃圾场附近的空地上搭建起最简陋的贫民窟”。

祥子吃大饼，偶尔能吃上烧饼夹爆羊肉。雇农一天七两粗粮，恩格尔系数超过0.8，吃的是“营养价值低的粗粮”。

祥子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没有家小，他一向是住在车厂里”。雇农呢？一个车夫“平均要供给2人的日常费用，依赖人力车夫生活的人数约为”其两倍。一个雇农要养活一家人，91元年收入，怎么养？

1933年，美国社会学家库斯在天津做过调查：市民人均月薪21块大洋，“来津务工的农民平均每人每月只能挣到9块大洋”。差距是两倍多。

但库斯还观察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虽然农民收入低，住得差，却比市民活得还要开心”。因为他们“消费层次本来就低，对物质生活的要求本来就少”。

这句话反过来读，就是答案：农民不是不想消费，是根本没有东西可以消费。

为什么祥子宁可在城里苦熬，也不回农村？

1930年代安庆的人力车夫研究中，学者得出一个结论：人力车夫“总体普遍好于务农。这是人力车夫源源不断的主要动因”。南京的调查更直白：农民把拉人力车作为“除乞讨之外的最后选择”。

最后的选择，也好过留在农村。

上海的研究者熊月之写道：产业工人“为比较贫困阶层”，人力车夫“为非常贫困阶层”，但“劳工与流浪汉虽然极端困窘，但较之完全破产的农民，处境依然有所改善”。

一个在城里拉车的“非常贫困阶层”，比一个在农村“完全破产”的农民，处境还要好一些。

祥子攒了三年，买了一辆车。农村的雇农攒三年，连一辆人力车的零头都攒不出来。祥子丢了车，还能重新开始。农民失去了土地，就是死路一条。

这就是为什么祥子从农村跑到城市，这就是为什么数以万计的破产农民涌进北平拉车——城里再苦，至少有口大饼吃。村里再“清静”，连野菜都快挖不到了。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祥子这头“骆驼”，在城里瘦得皮包骨头。但跟他身后那片饿殍遍野的农村比起来，他还能拉得动车，还能吃得上饭，还能——做梦买一辆自己的车。

而农村的那些人，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