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19年冬，荆州江陵，糜芳面对吕蒙军队时，做出了一个影响三国格局的决定：没有坚守城池，而是开城投降。这个动作看似只改变了一座城的归属，实际却牵动了关羽、荆州乃至蜀汉后来的命运。
蜀汉的灭亡，不能简单归咎于诸葛亮连年北伐，也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刘禅。诸葛亮接手时，蜀汉已经失去荆州，只剩益州一隅，北面却是占据中原大片土地的曹魏。若完全放弃进取，双方实力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诸葛亮北伐确实消耗了粮秣和兵力，但他的用兵相对谨慎，很少让蜀军陷入无法收拾的惨败。更重要的是，北伐也是为了争取战略空间。蜀汉真正的问题，不只在战场输赢，还在内部将领的判断、朝廷的决策，以及关键时刻能否承担责任。
糜芳便是第一个转折点。
糜芳出身富裕家庭，早年与兄长糜竺一同追随刘备，后来担任南郡太守，负责荆州后方。关羽北攻襄樊时，将大量兵力调往前线，荆州防务因此变得单薄。糜芳与关羽关系紧张，傅士仁也曾因军需问题受到责备。
关羽出征前曾表示，回来后要追究二人的责任。偏偏此时，吕蒙率军袭取荆州。面对江东军队，糜芳、傅士仁没有依托城池抵抗，而是选择投降。荆州一失，关羽不仅失去后方，军中将士的家属也落入吴军控制之下，军心随之瓦解。
关羽此前在樊城一带声势正盛，甚至令曹魏震动。可后方突然断裂，他只能仓促退兵，最终败走麦城。糜芳未必是荆州失守的唯一原因，但他的投降，让原本还能周旋的局面迅速崩塌，这个责任无法回避。
第二个人，是马谡。
228年，诸葛亮第一次北伐，陇右数郡响应，蜀军一度取得主动。街亭是进入陇右的要冲，诸葛亮却让缺乏实战经验的马谡担任守将。马谡熟悉兵法，善于谈论军务，却没有真正独立指挥大军的经历。
他没有按照稳妥方案据守要地，而是把军队布置在山上，脱离水源。张郃率魏军赶到后，切断蜀军取水通道，街亭很快失守。诸葛亮只得撤回汉中，已经取得的局部成果也随之丧失。
马谡的失败，不仅是一场战术错误，也暴露出蜀汉人才使用上的隐患。诸葛亮爱惜其才，给了他超出能力范围的职位；马谡又把纸上谋略当成临阵经验。诸葛亮后来依法处置马谡，正说明街亭失守的分量远非普通败仗可比。
第三个人，是诸葛瞻。
诸葛瞻是诸葛亮之子，长期承受父亲声望带来的期待。263年，魏军分路伐蜀，姜维在剑阁牵制钟会，邓艾却从阴平小道进入蜀地腹心。成都方面仓促组织兵力，诸葛瞻奉命迎战。
黄崇曾建议抢占险要，阻止魏军进入平原。这个判断并不复杂，却没有得到及时执行。诸葛瞻在行军和部署上迟疑，等到退守绵竹时，邓艾已经掌握主动。绵竹一战，蜀军战败，诸葛瞻与其子诸葛尚战死。
诸葛瞻的死值得尊重，但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同样应当正视。若能在险地截住邓艾，成都便不会如此快地暴露在魏军面前。遗憾的是，蜀汉最后一道重要防线，没能把疲惫远来的魏军挡在平原之外。
第四个人，是谯周。
谯周是蜀地名儒，也是朝中有影响力的大臣。他长期反对北伐，认为国力与民生难以承受持续战争。这个观点并非毫无道理，蜀汉人口、粮源和兵力都明显弱于曹魏，姜维后期多次出兵，也确实加重了财政压力。
但在成都危急之际，谯周主张投降，影响了刘禅的判断。邓艾兵力并不算多，成都城防尚在，姜维主力也没有覆灭。若坚守城池，战局仍可能出现变化。谯周担心百姓遭受战火，选择以投降换取止战，这种考虑有现实基础，却也等于放弃了最后的抵抗机会。
“城还能守，为什么不能再等一等？”朝中有人如此询问。谯周的回答很现实：“援军未必及时，百姓却经不起再战。”这几句话，正好体现了蜀汉末年的困境：继续抵抗可能保住国家，也可能让成都陷入屠戮；立即投降可以减少伤亡，却意味着政权彻底终结。
因此，蜀汉亡于263年，并非某一个人的单独过错。糜芳使荆州骤失，马谡断送北伐良机，诸葛瞻未能挡住邓艾，谯周又在成都城下推动降议。四个人分处不同位置，却分别在关键关口做出了致命选择。
诸葛亮有战略上的局限，刘禅也缺少挽救危局的能力，但把亡国责任全部压在他们身上，反而掩盖了真正的过程。蜀汉不是一夜之间覆灭，而是在荆州丧失、北伐受挫、边防失守与朝廷退让之间，一步步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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