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红头文件摊在桌上，程福生书记的手指压着“破格”两个字。
窗外雷声滚过，我后背的汗把衬衫粘在椅背上。
三天前，58岁的陈秋生厅长刚调去政协，厅里人都说我靠边站了。
黄波在走廊里拍我肩膀，笑得很响。
可现在，省委书记突然找我谈话。
他只问：“宏博同志，敢不敢接？”我喉咙发干。
文件最后一页，夹着一张泛黄照片，父亲沈德昌和李大山站在老渠边。
门被推开，组织部长吴宁递来第二份材料，低声说有人实名举报我。
01
评审会定在下午两点半。我一点四十到的，会议室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黄波坐在长桌对面，翻着材料，眼皮都没抬一下。
窗外的梧桐絮飘进来，落在桌面上，白花花一层。我用手背扫了扫，扫不干净。
曹海生的海生农业开发公司，资质文件缺了三个章。
去年中标的两个项目，完工验收报告是复印件。
我翻到第三页，看到施工方联系人写的是黄波的侄子。
黄波这时候抬头了。
“沈厅，人到齐了，开始吧。”
我把材料合上，推到他面前。“曹海生这个，先放一放。”
会议室安静了几秒。空调出风口嗡嗡响，吹得我后脖颈发凉。黄波笑了一声，把材料又推回来。
“工期紧，省里催得急。资质的事，可以边干边补。”
我没接话。旁边几个处长低头看笔记本，没人吭声。曹海生本人没来，来的是他公司一个副总，三十来岁，坐在角落里玩手机。
我翻到第五页，念出声：“去年清河县项目，中标价三千二百万，实际结算四千七百万。超支百分之四十七，审计报告在哪？”
副总抬起头，手机差点掉地上。
黄波脸色变了，站起来倒水，动作很大，杯盖磕在杯口上，叮的一声。“沈厅，这些可以会后核实。今天先定入围名单。”
“核实完再定。”
“你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资质不全，不能入围。”
会议室里的空气像被抽走了。我听见后排有人轻轻吸了口气。黄波把水杯往桌上一墩，水溅出来，洇湿了文件角。
这时候陈秋生推门进来了。他五十八岁，头发白了大半，走路有点晃。他在门口站了两秒，扫了一眼桌上的材料，慢慢走到主位坐下。
“吵什么呢？”
黄波抢着说：“沈厅卡着曹海生的入围资格，说资质有问题。”
陈秋生拿起那份材料，一页一页翻。他翻得很慢，指头在纸面上划过去。翻到最后一页，他停住了，抬头看我。
“宏博，你的意见呢？”
“暂缓表决。补齐材料，审计进场，再议。”
陈秋生把材料合上，推到桌子中间。“那就暂缓。”
黄波想说什么，陈秋生抬手拦住了。“我还有个会，先走。”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深，像是有话要说。
会散了。我收拾材料往外走，黄波在走廊里追上来，拍了我肩膀一下。拍得很重。
“沈厅，听说你父亲身体不太好？”
我脚步顿了一下。
“老渠村那边，当年的事，知道的人不多了。”他笑了笑，转身走了。
我站在走廊里，手攥着文件袋，攥得指头酸。手机响了，是父亲。
“宏博，老渠村有人要来找你。别拦着。”
电话挂了。窗外的梧桐絮还在飘，一团一团，像下雪。我站在那儿，半天没动。
回到办公室，桌上多了一份文件。
省委关于乡村振兴专项巡视的通知，下个月进驻。
我翻到最后一页，巡视组副组长名单里，有一个名字被红笔圈了起来：曾振。
曾振，省纪委副书记。圈是陈秋生画的。他什么时候来的我办公室，我完全不知道。
我靠在椅背上，盯着天花板。
老渠村的事，父亲二十年没提了。
黄波今天为什么突然提？
陈秋生为什么画那个圈？
省委巡视组下个月进驻，跟我有什么关系？
手机又响了，这次是省委组织部。通知我明天上午九点，到省委谈话。
“哪位领导谈话？”
“来了就知道了。”
02
第二天一早，陈秋生调任省政协的消息就传遍了厅里。
正式文件还没下来，但办公楼里人人都在议论。
我去食堂吃早饭，几个处长看见我，点头点得很敷衍，端着碗换到别的桌去了。
上午九点，省委组织部来了电话，说谈话改到明天。
我问为什么，对方说领导临时有安排。
挂了电话，我站在窗前，看着楼下车棚里进进出出的电动车，心里堵得慌。
陈秋生在办公室收拾东西。我推门进去的时候，他正往纸箱里装书。桌上摆着一张照片，是老渠的旧照，我父亲站在渠边，年轻时候的样子。
“坐。”他指了指沙发。
“您真去政协？”
“组织安排。”他把最后一本书放进箱子，坐下来，从抽屉里摸出一个牛皮纸袋。“这个给你。”
我接过来，打开一看，是一份政协提案草稿。标题写着：关于江川省老渠灌区改造工程的建议。里面夹着几张手写的便签，字迹是陈秋生的。
“老渠的事，我查了几年。”他声音很低。
“当年工程偷工减料，你父亲是质检员，被栽赃了。真正的账本，李大山手里有残页。完整的那份，在你父亲手里。”
我攥着牛皮纸袋，半天没说出话。
“曹海生靠老渠起家，后来搭上黄波。黄波的岳父丁卫东，当年分管农业，压下了调查。”陈秋生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去政协，是省委安排的。有些事，在厅里查不方便。”
“为什么是我？”
“因为你干净。”他拎起箱子，走到门口，停了一下。“明天谈话，好好准备。”
下午的党组会，没人通知我。
我在办公室等到两点半，隔壁会议室的门开了又关，黄波的声音从走廊里传过来，在笑。
我翻开手机，厅里的工作群发了会议纪要，议题是高标准农田项目推进，主持人：黄波。
叶秀蓉晚上回到家，看见我坐在沙发上发呆，手里攥着那份提案草稿。她把菜放进厨房，出来坐在我旁边。
“又怎么了？”
“陈厅长调政协了。”
“我知道。你脸色不对。”
我把草稿递给她。她看了几页，眉头皱起来。“老渠的事，你爸这些年一直不说，就是怕连累你。”
“现在有人不想让我好过。”
“那就退一步。”她握住我的手。“你五十二了，安安稳稳干到退休不行吗？”
我没接话。手机响了，是儿子沈峻熙。
“爸，爷爷今天又犯糊涂了，把药藏枕头底下，说有人要害他。妈让我回去看看。”
“你回去。”我想了想。“顺便去趟老渠村，找李大山。”
“李大山？那个老支书？”
“嗯。别跟别人说。”
挂了电话，叶秀蓉看着我，叹了口气。“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站起来，走到阳台上。
楼下路灯刚亮，几个老头在遛弯，走得很慢。
我想起父亲二十年前被带走调查的那个晚上，他也是这样站在阳台上，一句话不说。
后来案子没查清，人放回来了，但名声坏了。
他从水利局提前退休，回了老家，再没提过老渠一个字。
我回头对叶秀蓉说：“有人想拿我爸的事做文章。我得先弄清楚。”
03
省委大院比农业厅安静得多。走廊铺着地毯，脚步声被吞掉了。吴宁在楼梯口等我，握手的时候打量了我一眼。
“程书记在等。”
程福生的办公室在二楼东头，窗户正对着老城墙。
我进去的时候，他站在窗边打电话，声音不高，语气很平。
看见我，他指了指沙发，接着说了几句，挂了。
“坐。”
我坐下。茶几上摆着一杯茶，杯壁还烫手。程福生走过来，坐在我对面，从茶几下面抽出一份红头文件，放在我面前。
文件抬头是省委组织部，标题只有一行：关于沈宏博同志任职的通知。
我往下看，拟任省委副秘书长，兼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破格提拔。
我盯着那几行字，手指压在纸面上，纸是滑的，指头有点抖。
“组织上研究了你的情况。”程福生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你在农业厅干了二十多年，田头跑得多，情况熟。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缺个懂行的。”
“程书记，这个跨度太大了。”
“大不大，组织上考虑过了。”他放下茶杯，看着我。“宏博同志，敢不敢接？”
我喉咙发干。窗外的老城墙上，几只麻雀在砖缝里跳来跳去。我想说点什么，但脑子里全是陈秋生那句话：因为你干净。
门被推开，吴宁进来，手里拿着一份材料，脸色不太好看。他把材料递给我，低声说：“有人实名举报你。”
我接过来。
举报信只有一页，打印的，没有落款，但留了联系电话。
内容很简短：沈宏博父亲沈德昌，二十年前在老渠工程中收受贿赂，导致工程质量问题。
沈宏博本人利用职务便利，为父亲掩盖事实。
要求组织核查。
我把纸翻过来，背面空白。
“什么时候收到的？”
“今天早上。”吴宁看了程福生一眼。
程福生没动。他靠在沙发上，手指在膝盖上轻轻敲了两下。“宏博同志，你怎么看？”
“老渠的事，我父亲是质检员。工程出问题后，他被人举报受贿，查了半年，没结论。人放回来了，但名声毁了。”我顿了顿。
“举报信说的收受贿赂，从来没有证据。”
“你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
“不太好。心脏有问题，记性也差了。”
程福生站起来，走到办公桌后面，拉开抽屉，取出一张照片。
他把照片放在我面前。
泛黄的，边角卷了，上面两个人站在老渠边上，年轻时候的父亲，和另一个男人。
另一个男人的脸被折痕压住了，看不太清。
“这个是我。”程福生说。
我抬头看他。
“当年我在县水利局，老渠工程我参与了验收。你父亲没有受贿。”他的声音很平，但每个字都很清楚。
“真正的问题，出在施工方。曹海生的父亲，当年是包工头。”
我攥着那张照片，指头有点发麻。
“举报信的事，组织上会查。”程福生把照片收回去。“但你的任命不变。省委的考虑，不会因为一封诬告信改变。明天下午，任命会上见。”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程福生叫住我。
“宏博同志。”
我回头。
“你父亲当年没有低头。你也不用。”
04
从省委大院出来，我没回厅里，直接回了家。叶秀蓉在厨房做饭，油烟机嗡嗡响。我坐在餐桌前，把红头文件复印件摊开，一个字一个字看。
门铃响了。叶秀蓉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老头，瘦，黑，背有点驼。李大山。
他手里提着一个化肥袋子，进了门也不坐，站在客厅中间，四处看了看，像在确认什么。最后他把袋子放在茶几上，从里面掏出一个油纸包。
“宏博，你爸让我来的。”他嗓子沙哑，说话漏风。“老渠的事，不能再压了。”
油纸包里是几张发黄的纸，边角被水浸过，字迹模糊。
我凑近看，是当年的施工记录和材料验收单。
其中一页写着：水泥标号不足，钢筋间距超标。
签字栏是曹海生父亲的名字。
“这些是残页。”李大山坐下来，手撑着膝盖。“完整的在你爸手里。当年他把账本藏起来了，谁也没给。”
“我爸从来没跟我说过。”
“说了怕你受牵连。”李大山叹了口气。
“二十年前，你爸被带走那天，把账本塞给我。后来调查组撤了，我找机会还给他。他让我留着，说等哪天有人查了，再拿出来。”
叶秀蓉端了杯水过来，李大山接过去，手在抖。
“还有一个人知道真相。”李大山喝了一口水。“当年调查组里，有个人偷偷帮你爸说过话。后来那个人升了，现在位置很高。”
“谁？”
“我不认得名字。但你爸知道。”
门铃又响了。叶秀蓉去开门，门口站着一个年轻人，穿着西装，手里提着一个纸袋。我认得他，曹海生的司机。
“沈厅长，曹总让我送点东西过来。”他把纸袋往门里递。
叶秀蓉挡在门口。“什么东西？”
“一点土特产。”
“拿走。”叶秀蓉声音很硬。“再不走我报警了。”
年轻人愣了愣，提着袋子走了。叶秀蓉关上门，回头看我。“曹海生的人，这已经是第三次了。”
我点点头。李大山把残页重新包好，塞进化肥袋子里。“这个你收着。别放家里。”
我接过来，袋子沉甸甸的，除了纸，还有别的东西。我摸了一下，像是个U盘。
当天晚上，我接到陈秋生的电话。他只说了两句话：“曾振今晚去了政协。你的事，明天会上会有人跳出来。”
挂了电话，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路灯。叶秀蓉走过来，把一件外套披在我肩上。
“明天会不好过吧？”
“不知道。”
“不管怎么样，别跟人硬顶。”她停了停。“但你要是觉得对，就干。”
我转头看她。她五十岁了，头发白了不少，眼角的皱纹在路灯下很明显。我们结婚二十七年，她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
“你以前不是让我退吗？”
“退有用吗？”她回屋了，留下一句话。“退到哪儿算退？你爸退了一辈子，退成什么了。”
我站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手里的化肥袋子，硌得掌心发疼。
05
任命会定在下午三点。
省委组织部的小会议室，长桌两边坐了十来个人。
吴宁主持，程福生坐在主位。
黄波也来了，坐在靠门的位置，翻着手机，嘴角挂着一丝笑。
我坐在吴宁对面，面前摆着红头文件。手指压在桌面上，桌板是凉的。
吴宁宣读任命文件。读完，程福生刚要开口，黄波站起来了。
“程书记，我有情况要反映。”
会议室安静了。所有人的目光都转过去。黄波从包里掏出一叠材料，走到桌前，放在程福生面前。
“我实名举报沈宏博同志。他父亲沈德昌二十年前在老渠工程中受贿，有账本为证。沈宏博本人利用职务便利，为其父掩盖事实，并且多次阻挠高标准农田项目正常推进。”
他把材料往前推了推。我坐在那里，手没动，但后背的汗已经下来了。窗外有车经过，喇叭响了一声，很刺耳。
程福生没看材料。他靠在椅背上，看着黄波，看了好几秒。
“黄波同志，你说有账本，账本在哪？”
“在沈德昌手里。他藏了二十年。”
“你怎么知道在他手里？”
黄波顿了一下。“我有人证。”
“这个……”
程福生把面前的材料拿起来，翻了翻，放下来。“你说沈宏博阻挠项目推进。哪个项目？”
“高标准农田。曹海生的公司，资质齐全，沈宏博硬卡着不让入围。”
“曹海生公司的资质文件，我看了。”程福生从抽屉里拿出另一份材料。“缺三个章，验收报告是复印件。沈宏博卡得对。”
黄波的脸白了。会议室里没人说话，空调出风口嗡嗡响。我攥着拳头，指甲嵌进掌心，疼。
程福生站起来，走到我旁边，把一份文件放在我面前。
是刚才的任命文件，最后一页夹着一张照片。
泛黄的，我父亲和李大山站在老渠边上。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老渠工程验收组，1987年。
“沈宏博同志的任命，不变。”程福生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砸在桌面上。
“同时，省委决定，由省纪委牵头，对老渠工程历史遗留问题重新调查。黄波同志反映的情况，一并核查。”
黄波站在那儿，手里的材料垂下来，纸边在抖。
“黄波同志，你可以回去了。”程福生说。
黄波往外走，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恨，也有点别的什么，我没看清。
会散了。吴宁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程福生把我留下来，关上门。
“陈秋生去政协，是省委的安排。老渠的事，他在厅里查了三年，有人盯着，查不动。政协渠道宽，他能在那边收集线索。”
“您早就知道黄波会跳出来？”
“知道。”程福生坐下来，手指敲了敲桌面。“让他跳，跳出来才好查。”
我看着桌上那张照片。父亲年轻时候的样子，站在渠边，腰板挺得很直。照片背面还有一行小字，是父亲的笔迹：渠在人在。
“宏博同志，从今天起，你明面上是省委副秘书长。暗地里，配合曾振，把老渠案查清楚。”程福生看着我。“你父亲等这一天，等了二十年。”
我把照片收起来，放进内衣口袋。站起来的时候，腿有点软，但站住了。
“我接。”
06
任命会后的第三天，我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提出了专项整治方案，点名曹海生的公司列入重点核查名单。
会议室里坐着各地市的分管领导，黄波也在。
他没说话，但散会的时候，几个地市的负责人围在一起，声音压得很低。
当天晚上，黄波的串联就开始了。
第二天一早，三个地市报上来书面意见，说专项整治影响项目进度，建议暂缓。
理由写得很漂亮，什么优化营商环境，什么避免重复检查。
我把意见批了回去：照查。
第四天，匿名材料开始在厅里流传。
打印的，A4纸，没有落款。
内容说沈宏博靠父亲旧案上位，程福生任人唯亲。
有人把材料塞进了省委的信箱，不止一份。
我拿着材料去找曾振。他翻了两页，扔在桌上。“这种东西，越多越说明有人急了。”
“李大山那边怎么样？”
“我派了人跟着。你放心。”
当天下午，我就接到了电话。
李大山在回乡的路上，过马路的时候被一辆面包车撞了。
人没死，但腿断了，脑袋磕在路沿上，昏迷。
化肥袋子不见了。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李大山刚从手术室推出来。他儿子守在床边，眼睛红红的。我站在走廊里，消毒水的味道冲鼻子，脚底下发软。
“袋子呢？”我问李大山儿子。
“没看见。交警说现场只有人，没有袋子。”
我靠在墙上，闭了闭眼。残页没了，U盘也没了。
手机响了，是沈峻熙。
“爸，爷爷不行了。”
沈德昌是当天晚上送进抢救室的。
心脏骤停，抢救了四十分钟，人回来了，但一直昏迷。
我站在ICU外面，隔着玻璃看他。
他瘦了很多，脸上罩着氧气面罩，胸口一起一伏。
叶秀蓉站在我旁边，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凉。
“账本还在他手里。”我说。“他从来没给过别人。”
“现在说这个干什么。”
“有人想抢在他前面。”
第二天上午，冯雅婷来找我。她是厅办公室副主任，三十五岁，平时话不多。她进我办公室的时候，手里攥着一个信封，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
“沈厅，我有东西给你。”
她把信封放在桌上。里面是一个U盘，和几张打印的银行流水。流水上是黄波的账户，半年内收到三笔转账，每笔五十万，付款方是曹海生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