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90年代的台北，戴以旭经营一家投资性质的企业。有人劝他把生意拓展到大陆，他没有立刻答应，只说：“时机成熟，就回去办事。”这句话背后，并不只是商人的谨慎，还牵连着家族上一代的恩怨与两岸分离多年的经历。
戴以旭是戴笠最小的孙子，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与祖父戴笠、父亲戴藏宜不同，他没有走军政道路，而是选择经商。这个选择看似平常，放在戴家身上，却有特殊意味：家族曾因上一代人的行为承受剧烈震荡，年轻一代只能靠自己的能力重新安排人生。
戴笠的独子名叫戴藏宜，又名戴善武，1915年出生。据相关资料记载，他成年后曾担任国民党地方武装职务。1941年，浙江江山县双溪口乡发生地下党员华增春被杀事件，戴藏宜被指与这一案件有关。那是他人生中无法回避的一笔，也成为后来命运转折的重要原因。
1949年，戴笠的母亲蓝月喜去世。戴藏宜料理完丧事，带着妻子郑锡英和孩子南逃。当时戴笠已经在1946年因飞机失事身亡，戴家失去了原有依靠。逃往福建途中，戴藏宜携带的钱财引起注意，又遭国民党散兵抢掠，地方军管力量平息混乱时将他拘捕。
有意思的是，他一度趁夜从窗户逃走，随后潜回江山县。可是，逃亡并没有改变结局。被当地人民政府再次捕获后，戴藏宜被处决。关于具体审判细节，公开材料并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确认的是，戴笠的独子没有随家人到达台湾，而是死在了大陆。
很多人因此以为戴家断了香火。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戴藏宜与郑锡英育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分别是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旭、戴眉曼和戴璐璐，其中幼女早年夭折。真正改变几个孩子命运的，不是血缘本身，而是那场突如其来的迁徙。
郑锡英曾把女儿戴眉曼托付给戴笠旧日厨师汤好珠，自己带着三个儿子辗转上海。1953年前后，台湾方面设法接应戴家亲属，郑锡英改名沈凤英，在黄铎等人的安排下离开上海。偏偏戴以宏的户籍被他人顶替，无法同行，只能留在大陆，由陆秉章暂时照料。
后来，陆秉章身份暴露，戴以宏被送进上海一所由宋庆龄支持创办的孤儿院。与外界想象不同，他在那里正常生活、读书，并未因身世受到特殊对待。16岁时，他被分配到安徽合肥棉纺厂工作，后来又响应号召，前往安徽枞阳县农场劳动。
农场的日子很苦。戴以宏干过修理等多种活计，1976年与一名上海女知青结婚，女方返城后，两人逐渐分开。此后，他与当地女工组成家庭。到1990年代，他成为七级修理工。没有显赫身份，也没有额外照顾，他靠一双手把生活支撑起来。
戴眉曼的经历更为曲折。她在汤好珠家中长大，七岁起便分担家务和农活，15岁进入生产队挣工分。由于身世特殊，不少人对她敬而远之。江西上饶汽车保养厂修理工谢培流却没有这样看待她。有人劝他慎重，他只回应：“戴笠是戴笠，眉曼是眉曼。”
1960年，两人结为夫妻，后来养育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到了1990年代，大儿子成为火车司机，二儿子从事个体运输，女儿在纺织厂做统计员。这个家庭没有靠祖上的名声生活，反而在普通职业中一步步站稳脚跟。
1991年，戴眉曼曾赴台湾探望母亲。多年分离之后，母女终于见面。郑锡英在台湾生活条件较好，戴眉曼却没有因此怨恨母亲。她明白，那个年代的选择往往夹杂着战争、户籍、身份和生存压力，许多决定并非个人能够完全掌控。
至于赴台的两个孙子，戴以宽完成大学学业后赴美国留学，取得企业管理学士学位，后来留在当地工作并成家。戴以旭则在台湾中华贸易开发公司任职，之后创办自己的投资企业。一个走向海外，一个留在台湾经商，生活轨迹与留在大陆的兄妹大不相同。
同一个家族，被时代分隔在不同地域，也被不同环境塑造成不同模样。戴笠和戴藏宜的名字，属于那个充满冲突的年代；戴以宽、戴以宏、戴以旭和戴眉曼的人生，则更多体现了普通人面对身世、迁徙与生计时所作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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