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政治局不久被排挤，找李富春说：我不轻生，出事你得作证！

1966年8月，北京，八届十一中全会正在举行。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对一名长期主政地方的干部来说，这不是普通的职务调整，而是中央对其资历、能力以及东北工作分量的认可。

东北是新中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沈阳、鞍山、长春等地集中了大量工厂、铁路和国防工业。宋任穷长期在这一地区工作，对经济建设、工业生产和地方组织都有较深经验。正因如此，他的政治位置在当时得到明显提升。

但谁也没有料到，会议结束后，政治气候迅速变化。宋任穷刚进入政治局不久，便从地方领导岗位上被推到风口浪尖。此前积累的工作成绩，不能抵消新的政治审查；过去的判断，也被重新拿出来解释。

宋任穷后来承认，自己在1957年以后“左”的思想比较严重。反右派斗争、1959年的反右倾，以及之后的“四清”工作中，他都曾执行过一些偏“左”的做法。那一代干部大多经历过复杂的政治环境，个人判断往往与组织要求交织在一起，许多问题并非几句话便能说清。

大运动开始后，东北的局势很快失去原有秩序。宋任穷曾支持一方，另一方自然受到压制。可是，随着“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出现，原本依靠党委开展工作的干部，反而成了被冲击的对象。

这其中有个明显变化：早期的政治表态，后来被当作新的罪证；当时的组织决定，转眼又被说成个人错误。宋任穷不得不反复作检查，试图说明情况，但造反派并不接受。他们要的不是解释，而是一个必须被打倒的对象。

东北局停止工作后，针对宋任穷的指责不断升级。有人给他扣上“在东北推行修正主义”等帽子，甚至把他列为所谓“头号走资派”。这些说法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色彩，给他的处境带来直接危险。

当时，部分受到冲击的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被安排住进京西宾馆、中组部招待所等地。名义上是集中保护，实际上行动受到严格限制。宋任穷后来到国务院副总理李富春那里汇报情况，特意谈到自己的安全问题。

他对李富春说：“我不轻生。要是出了意外，请你给我作证。”这句话很短，却说明他已经预料到，外界可能把非正常死亡解释成个人行为。李富春当时承担的，不只是倾听者的角色，也可能成为日后说明事实的人。

危险并没有因此消失。东北一些造反派试图把宋任穷从北京带走，甚至设法联络有关人员，混入驻地准备抢人。警卫人员发现异常后及时制止，才没有让局面进一步失控。倘若他被带回东北，等待他的很可能是更严重的批斗和人身伤害。

留在北京，也不等于能够安稳度日。东三省来人轮番批斗，宋任穷被迫戴上写有罪名的牌子，弯腰低头接受斥责。有一次回到住处，脖子上已经勒出血痕，长时间弯曲的身体也难以挺直。这样的场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组织审查，而是带有明显羞辱和逼迫性质的公开斗争。

1968年，他从京西宾馆转到海运仓招待所，生活状况稍有变化。批斗相对减少，却仍不能自由外出，主要任务是写检查材料，接待前来调查的人员。那些人往往带着问题而来，希望他证明某位干部是否有问题，或者证实某件事情的经过。

这类谈话并不轻松。说得过重，可能牵连别人；说得不合对方心意，自己又会遭到追问。宋任穷只能在有限材料和记忆之间反复斟酌，尽量把事实说清楚。值得一提的是，他并未因此获得真正的人身自由。

1969年，宋任穷被疏散离开北京，处境依旧低落。政治身份已经被否定，原有职务也无法恢复，只能等待审查结论改变。多年以后，随着相关问题重新处理，他的历史问题得到平反。

1977年，宋任穷恢复工作。此时距离他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已经过去十一年。那次政治身份的上升很快，跌落也同样突然；而他在李富春面前留下的那句托付，成为特殊年代里一段格外沉重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