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赫鲁晓夫会见毛主席时，总是居高临下，毛主席如何应对？

1949年12月16日中午，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尔车站，一列从北京开来的专列缓缓停稳。毛主席走下站台，迎接他的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元帅布尔加宁。欢迎仪式被压缩了，仪仗队检阅匆匆而过，毛主席没有致答礼，只散发了书面讲话。

这是他生平第一次出国，到莫斯科的主要目的是废除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下的旧条约，重新签一份平等的。

当晚六点，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和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站成一排，等着毛主席。两人握手的时候，斯大林说了一句“你很年轻，红光满面”，毛主席回了一句“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斯大林没等他把话讲完，就插了一句：“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

这句话的分量，毛主席听出来了。斯大林的意思很清楚：你赢了，我认你，但接下来怎么谈，规矩得按我的来。

第一次会谈，斯大林问毛主席这次来想做些什么。毛主席的回答让在场的苏联人全愣住了：“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应该是既好看，又好吃。”

翻译把这句话翻成俄语之后，苏联人面面相觑。好看是什么，好吃又是什么，没有人明白。毛主席没有解释，斯大林也没有追问。

但毛主席心里清楚，他说的“好看”是指签一个新条约，“好吃”是指这个条约必须对双方都有实际利益，不能只是摆在那里好看。他真正要谈的，是1945年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的那份《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斯大林的态度很微妙。他说这个条约是根据雅尔塔协定缔结的，牵涉到千岛群岛和南库页岛的问题，改动任何一条，都会给美英以口实。他建议“形式上保留，实际上修改”。

毛主席没有当面反驳。他说“这个问题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就不再提了。接下来的几天，斯大林安排他去参观地铁、看芭蕾舞、逛工厂，就是不谈条约的事。毛主席后来跟身边人说起这段经历，用了一个词：“冷遇。”

斯大林的联络员科瓦廖夫每天来汇报情况，毛主席跟他说的话很简短：我来莫斯科不是为了给斯大林祝寿的，我是来办正事的。如果条约的事谈不了，我在这里就没有别的事可以做了。

这种沉默持续了将近半个月。

毛主席不催，也不闹，就是不动。斯大林派人来问他要不要安排新的参观，他说身体不舒服。问他什么时候回国，他说还没定。

这期间，西方媒体开始注意到毛主席在莫斯科待的时间过长，各种猜测冒了出来。英国一家通讯社甚至发了一条消息，说毛主席被斯大林软禁了。这条消息传回莫斯科，斯大林坐不住了。

1950年1月2日，斯大林让莫洛托夫和米高扬去见毛主席，表态同意谈新条约。1月20日，周恩来率团抵达莫斯科。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克里姆林宫签字。

时间跳到1958年7月21日。北京中南海，毛主席正在游泳池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被叫到池边，转达了赫鲁晓夫的一个提议：苏联希望在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同时两国组建一支共同核潜艇舰队。

毛主席从水里站起来，披上浴衣，听完尤金的翻译，脸色沉了下来。他问尤金：谁拥有这支舰队？是中国人，是苏联人，还是共同拥有？如果是一支舰队，一百个水兵里面，你我各占多少？

尤金答不上来。他只是一个传话的大使，莫斯科给的指示里没有这些细节。毛主席越听越恼火，说了一句让尤金脸色发白的话：你讲不清，你叫赫鲁晓夫来，叫他自己跟我讲。

尤金连夜给莫斯科发了电报。赫鲁晓夫收到消息之后，在电话里喊了一句“莫名其妙”。第二天，7月31日，赫鲁晓夫的专机降落在了北京南苑机场。没有红地毯，没有仪仗队，也没有拥抱。

赫鲁晓夫被直接接到中南海颐年堂。中方在座的有毛主席、邓小平、杨尚昆，苏方除了赫鲁晓夫，还有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和外交部副部长费德林。

赫鲁晓夫一上来就开始解释。他说联合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第七舰队，苏联的远程潜艇需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他滔滔不绝讲了半个多小时，从海军建设讲到潜艇通信，从太平洋局势讲到美苏对抗，就是不直接回答“什么叫联合舰队”这个问题。

毛主席听了几分钟，打断了赫鲁晓夫的话。他转过头对邓小平说，把尤金谈话的记录拿过来。然后他看着赫鲁晓夫，一字一句地问：你说向我“发动一场进攻”的根据是什么？你当时在莫斯科，跟我谈的是尤金，不是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的表情变了。他否认自己说过“发动一场进攻”这样的话。毛主席没有退让，继续追问：那谁应该受到攻击，是我，还是尤金？

赫鲁晓夫改了口。他说尤金是个诚实的人，是他传达指示的时候理解错了。整个事情是一次误会，苏联从来没有想要共同指挥中国的舰队。

毛主席稍稍缓了一口气，说：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所有的乌云都散去了。

赫鲁晓夫马上接了一句：本来一开始就没有乌云。

联合舰队的事算是有个说法了，但长波电台的问题还没完。赫鲁晓夫说，苏联愿意出钱帮中国建长波电台，建成之后可以送给中国，苏联只是“用一下”。

毛主席没有接受这个说法。他的逻辑很简单：电台建在中国的土地上，所有权就必须属于中国。苏联出钱可以，但那是借款，将来要还。共同使用可以，但控制权必须在中国手里。

后来赫鲁晓夫又提了一个建议，说中国可以派一百万工人去苏联西伯利亚伐木，苏联帮中国解决就业问题。

毛主席对这个建议的反应比联合舰队更强烈。他说，多少年来很多人把中国人看作廉价劳动力来源，这种看法是很侮辱人的。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会以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一样的。

赫鲁晓夫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了这件事。他说毛主席“可真是知道该怎么来羞辱我们”，听完那番话他“几乎不知所措”。

这场会谈从下午五点一直谈到晚上九点多。赫鲁晓夫走的时候，脸色很不好看。他在北京待了几天，又谈了几次，最终双方发表了一份会谈公报。长波电台按照中国的意见办，由中国建设，苏联提供技术援助。联合舰队的事没有再提。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从美国回来，刚跟艾森豪威尔在戴维营谈完，顺路到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当天晚上，中南海颐年堂，又是一场会谈。

赫鲁晓夫兴致很高，讲了一通他跟艾森豪威尔会谈的成果，说美苏关系正在缓和，和平共处的前景很好。然后他话锋一转，说中国不应该“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还劝中国释放在押的美国犯人。

毛主席坐在对面，听完了。他提到了中印边境冲突，苏联在这件事上明显偏向印度。他问赫鲁晓夫：印度在边境上开枪，我们不该还击吗？

赫鲁晓夫的回答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意外。他说，反正印度没有进攻中国，只是放了几枪，你们不该还击。

会谈的气氛急剧恶化。赫鲁晓夫又说了一句：我们有多么美妙的局面，你们可以炮击印度，我们就不能做点什么吗？

毛主席没有拍桌子，也没有骂人。他问赫鲁晓夫：你这次来北京，是参加庆典的，还是来吵架的？

赫鲁晓夫愣了一下，不说话了。

10月1日上午，天安门广场举行十周年庆典。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并排站在城楼上，检阅受阅部队和游行队伍。两个人的表情都看不太清楚，但站姿是并排的，谁也没有比谁高出一头。

10月4日，赫鲁晓夫结束访华回国。此后中苏之间的高层互访基本停了下来。赫鲁晓夫后来又来过一次中国，气氛比这次更冷。1960年，苏联撤走了全部在华专家。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中苏关系的裂痕，从1958年的那次颐年堂会谈开始，到1959年的天安门城楼上，已经彻底摆在了明面上。

毛主席跟斯大林打交道，用的办法是拖。斯大林不签条约，他就不走。半个月的沉默，比任何抗议都管用。斯大林最后让步，不是因为毛主席说服了他，是因为西方报纸的猜测让莫斯科感到了压力。

跟赫鲁晓夫打交道，用的办法是顶。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关系到主权和领土，一寸都不能让。赫鲁晓夫绕圈子，毛主席就逼着他正面回答。你绕，我就把问题拆开，把选择题摆在你面前：谁拥有，谁指挥，谁控制。答不上来，那就别谈。

两次交锋，两种方式，底线是同一条：主权问题，没有商量的余地。斯大林时期，苏联是“老大哥”，中国需要援助，但援助不等于交出主权。赫鲁晓夫时期，苏联还是“老大哥”，但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工厂、自己的军队、自己的工业底子，说话的分量不一样了。

赫鲁晓夫后来跟身边人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毛主席这个人绝不会听命于任何在他自己的党之上的共产党。这句话反过来听，就是：想让毛主席低头，办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