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九年,越军账本上最刺眼的数字,不是炮弹,也不是枪支,而是七成军费。
那一年,北部边境一处营房里,士兵把搪瓷碗放在膝盖上,碗底薄薄一层饭,几片菜叶贴着边。军需干部翻着发黄的表格,手指停在“最低生活”那一栏。
钱不够了。
这支军队,十几年前还在河内街头接受胜利欢呼;打到最后,却要把大半军费用来买粮、补衣、修营房,训练和装备只能往后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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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路,是从一九七八年前后拐弯的。
越南统一不久,黎笋掌着大局。法军走了,美军走了,可国家并没有喘过气,工厂少,粮食紧,外汇更少。
河内的会议室里,地图摊在桌上,柬埔寨、老挝边境、中国南疆,一条条线被红铅笔圈住。桌边的人相信,有苏联援助托底,越南还能继续把军队摆在最前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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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地图不吃饭。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人民日报》刊出“是可忍,孰不可忍”。同一天,边境炮声响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打响。
二十八天后,中国边防部队达到预期目的,开始撤回国境。谅山方向的硝烟还没散,越南北部许多交通、仓储和工业设施已经难以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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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没有收手。
老山、者阴山一线,山沟里常年湿冷,阵地挖在石缝间。士兵背着枪钻进猫耳洞,脚下是泥水,头顶是炮声。
前线要人,要弹药,要药品,后方还要供着柬埔寨战场。一个本来就缺血的国家,被迫同时养着庞大的军队和漫长的战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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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援助一度把机器撑了起来。可到了八十年代中后期,苏联自己也陷进阿富汗和经济困局,对越援助的日子不再像从前。
断粮先从饭碗里露出来。
越军后勤部门后来承认,士兵粮食定量不够吃,衣服破旧,住房不足,疾病防治条件也差。几句话落在纸上,像几块冷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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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房里的木板床吱呀作响,旧军装补了一层又一层。雨季一来,潮气钻进被褥,疟疾、痢疾、肝炎跟着进了阵地。
药箱打开,酒精不够,纱布不够,退烧药也不够。卫生员蹲在伤员旁边,手里捏着最后几片药,迟迟没分下去。
更难堪的是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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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前后,越军实际到手经费打了折。到账的钱里,七成以上只能用来维持部队最低生活,吃饭、穿衣、住房、看病,把预算一点点吞掉。
枪还在,人却瘦了。
军官工资低,士兵津贴少,军属也跟着受穷。有人退伍回村,肩上背着旧包,包里没有多少东西,家里也没有多少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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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国内也撑不住了。
城市商店货架空着,农村缺布缺盐,通货膨胀把工资咬得越来越薄。越共六大前后,河内不得不承认,生产慢,财政赤字大,人民最基本的生活要求得不到保证。
一九八六年,越南开始“革新”。这不是从容选择,是账本、饭碗和战线一起逼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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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九月,越南宣布从柬埔寨撤军。长年压在国家身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被迫挪开。
可代价已经写在每一个普通士兵身上。
一九八九年的一个傍晚,北部边境营房里,军需干部合上账册,煤油灯晃了一下。桌上那张表还摊着,七成军费的墨迹压在“最低生活”四个字上,碗里的饭已经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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