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让人转告邓子恢：你不除他，我就除你！

1951年4月中旬，武汉市第二人民医院，总务科门口的一个花布包，把一名普通工作人员推到了风暴中心。纪凯夫下班经过这里时，发现房门虚掩，保险柜敞开，里面的财物已经不见。他没有想到，自己随后作出的报案举动，竟会使他从报案人变成被审查、被拘押的对象。

当时的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社会秩序正在重建，机关和单位的管理制度还不够完善。医院里的财物失窃，本来应当依靠现场勘查、人员排查和证据核实来处理，可案件一开始便掺入了身份、关系和政治背景等因素，事情很快偏离了正常轨道。

纪凯夫发现异常后，立即向有关方面报告。他在走廊附近看到散落的钱币，还发现一个挂在电线附近的花布包，包内疑似装着失窃物品。更让他不安的是，他曾看见医院监委、党支部书记王清出现在附近。纪凯夫把这些情况说了出来，怀疑也由此落到了王清身上。

然而，调查并没有沿着证据展开。案发两天后，纪凯夫在深夜被带走。办案人员给出的理由，是他过去有过政治方面的问题，其兄长又被认为与国民党特务有关，因此不能排除他借盗窃制造混乱的可能。

这类推断，在证据不足时本应格外谨慎。可在当时的环境下，个人历史和家庭关系很容易影响判断。一个有政治问题记录的普通职工，面对一名担任党内职务的干部，谁更值得相信，似乎很快就有人替案件作出了选择。

纪凯夫在审讯中反复说明，自己只是下班时发现了现场，并非盗窃者。他还讲到曾看到王清在附近活动。遗憾的是，这些陈述没有立即得到足够重视。案件越查越复杂，院内不少人私下议论，认为真正的疑点并没有被解释清楚。

有意思的是，随着上级部门介入，案情出现了转折。经过多次讨论，相关方面认为针对纪凯夫的证据不足，曾将他释放或保释，并把调查重点转向王清。按理说，事情到这里应当回到查证事实的轨道，但新的阻力也随之出现。

据相关材料记载，卫生部门负责人宋瑛曾为王清说情，并向武汉市有关领导反映情况。时任武汉市副市长周季方在没有充分掌握全部情况的情况下，又依据有关说法采取措施，使纪凯夫再次受到牵连。一个基层盗窃案，因领导干部之间相互背书，逐渐演变成了考验组织原则的案件。

消息报到中央后，毛泽东要求中南局介入调查。中南局书记邓子恢承担了处理责任。此时摆在他面前的，不只是某个人是否涉案的问题，还包括地方保护、干部关系以及办案能不能真正只认事实。

宋瑛、王清等人曾到邓子恢处说明情况，希望对王清从轻处理。邓子恢并非不了解地方上的复杂关系，也清楚这件事一旦处理不当，影响的不只是几名干部。正在这种压力之下，毛泽东让人传话：“你不开除他，我就开除你。”

这句话的分量，不在于措辞有多重，而在于它明确了一个原则：干部身份不能成为逃避审查的护身符，地方关系也不能凌驾于事实之上。邓子恢随后不再根据谁来求情、谁有背景作判断，而是要求有关方面重新核对证据、厘清责任。

“按事实办，谁有问题就查谁。”这成为处理此案的基本态度。

经过进一步调查，王清、宋瑛以及周季方等人分别受到组织处理，其中有人被开除，有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纪凯夫受到的错误指控也得到纠正。案件的处理过程并不干净利落，相关争议后来仍持续多年，民间叙述中甚至有“拖了37年才彻底平息”的说法。

这起案件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它并非单纯的财物失窃，而是一个小案件怎样被身份差异和人情关系层层遮蔽。若报案人先被怀疑，干部先被保护，证据便很难获得公正的位置。毛泽东对邓子恢施加压力，针对的正是这种把组织原则让位于个人关系的做法。

新政权建立之初，制度建设需要时间，但惩治徇私和纠正冤错不能等到制度完全成熟之后。纪凯夫案之所以引起重视，也正在于它让许多人看到，党的队伍能否保持纪律，往往要从一件看似不起眼的小案子中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