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绪年间,北京琉璃厂一间不起眼的古玩铺里,黄兰阶买走了一把空白折扇,也买走了自己多年候补生涯中唯一一次翻身的机会。
这件事并非正史记载,而是清末流传甚广的一则轶闻。故事里的许多细节难以逐一考证,却把清代官场的运行方式、地方督抚的顾虑,以及名臣声望所形成的影响力,揉进了一把小小的折扇里。
清代官员取得功名,并不等于马上就能走马上任。有人通过捐纳取得候补资格,有人经过吏部铨选,拿到官凭后还要等地方出现缺额。即便挂上了知县的名头,也可能在省城一等多年。
候补官员最怕的不是没有资格,而是没有人“看见”。地方官缺有限,督抚手中的实授权力很大。若无显赫门生、亲友或京官荐举,许多人便只能住在省城,靠微薄收入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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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兰阶据说正是这样的人。他是左宗棠故交的儿子,读过书,只得了秀才功名。家中略有积蓄,捐了一个候补知县,随后被分发到福建,却在福州蹉跎多年,始终没有得到实缺。
他想到的办法很直接:去北京求左宗棠写一封信。
那时的左宗棠已经不是普通督抚。平定西北、收复新疆之后,他的声望达到高峰。清廷于光绪七年,也就是1881年,将他调回北京,任军机大臣,并入值军机处。军机大臣未必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宰相,但在当时政治格局中,确实掌握着极重的话语分量。
偏偏左宗棠不爱替人作保。传闻中,他常说:“有才,我自会用;无才,荐给别人岂不是害人?”这句话是否原样说过难以确认,但它符合左宗棠一贯强硬、重实际的形象。
黄兰阶登门时,左宗棠起初很客气。毕竟两家有旧,且来人又是故友之子。寒暄过后,黄兰阶说明来意,请求写信给闽浙总督。
气氛随即冷了下来。
左宗棠斥责道:“有田不耕,有书不读,只想着做官,能有什么出息?”
黄兰阶满脸难堪。左宗棠见话说重了,又劝他回乡置田,半耕半读,并愿意资助十亩良田和一些银两。可在黄兰阶看来,自己千里迢迢进京,求的只是几行荐举文字,得到的却是一顿训斥。
他没有接受这份安排,告辞离去。
走出府门后,黄兰阶越想越不甘。回福建,仍是那个等缺的候补知县;留下来,又没有凭借。转过几条街,他进了琉璃厂。那里书画古玩铺众多,名人墨迹也常被临摹。左宗棠名气正盛,仿写其书法的扇面并不稀奇。
黄兰阶忽然有了主意。他买下一把空白折扇,请人照着左宗棠的笔意写字,又落上左宗棠的款识。扇面没有荐书那样直白,却比一封普通书信更容易引人遐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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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福建后,他特意挑了闽浙总督接见属员的日子登门。礼毕入座,天气已经过了立秋,他却不停摇扇。总督觉得奇怪,问他为何还带着扇子。
黄兰阶答道:“这是左中堂临行时所赠,带在身边,也算不忘长者。”
一句话说完,堂上的气氛变了。总督接过折扇,反复端详。是真是假,他未必完全看得出来;但左宗棠是否真的关注黄兰阶,才是更要紧的问题。
在清代官场,很多决定并不只看公文。上司担心的,也包括自己会不会错过某位大员的意思。若黄兰阶真受左宗棠看重,而地方却长期不用,日后有人追问,闽浙总督便很难解释。
黄兰阶离开后,总督召来幕僚商议。师爷们推断,左宗棠向来不写荐信,这把扇子或许就是碍于故交情面留下的暗示。既然如此,便不能把黄兰阶继续晾在候补名单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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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好仙游知县因父丧离任,出现了空缺。可是“仙游”二字,在总督看来不够吉利,眼看又将进京陛见,便不愿让左宗棠误会其中有失敬之意。于是,他设法调动原任官员,把黄兰阶补授为永春知县。
一把折扇,没写“请照应”三个字,却让地方大员自行补足了其中含义。
第二年,总督进京时拜访左宗棠,提到黄兰阶已经授任永春,并称此人颇有才干。左宗棠听后只是说,自己当年曾告诉黄兰阶,若有本事,总督自然会用他。
这番话让总督更加相信,黄兰阶确实得到过左宗棠的关注。回到福建后,黄兰阶的仕途继续上升,先后升任知府,后来又出任汀漳龙道道员,成为正四品地方官。
至于那把折扇,传闻中黄兰阶此后不再拿来摇动,而是收进匣中,留给后人。扇面上的字究竟出自名家,还是出自临摹者之手,已经很难分辨;但在那段轶闻里,它始终静静保存着一个候补知县最精明、也最冒险的一次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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