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8年，北京医院，85岁的郭安娜从上海赶来探望病危的郭沫若。病房里，两位相识六十多年的老人再次相对，却没有谈起往事。安娜后来只说了一句：“他不愿意谈。”这句平静的话，背后压着一段复杂而漫长的人生。
1916年夏天，郭沫若在东京圣路加医院见到护士佐藤富子。当时，他正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求学，精神状态并不好。好友陈龙骥病逝后，他前往医院处理后事，也因此与这位年轻护士有了交集。
富子出身仙台旧士族家庭，父亲是牧师。她自幼接触中国典籍，父亲和祖父也曾到过中国。女校毕业后，她没有按照家人的安排生活，而是进入医院学习护理，希望把精力用于救助他人。
陈龙骥去世后，郭沫若曾向医院索取友人的Ｘ光底片。一周后，富子寄来底片，也附上安慰他的信。两人往来渐多，起初以兄妹相称。郭沫若得知她想学习医学，便劝她进入女子医学校。
感情很快改变了两人的生活。1916年冬，富子来到冈山与郭沫若共同生活。郭沫若后来在信中承认，自己原本脆弱而混乱的内心，已经被这段关系深深牵动。他为富子取了中文名字“郭安娜”，这个名字此后伴随她一生。
1917年，安娜考入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却因怀孕中途离校。同年年底，她生下长子郭和夫。她的父母不能接受女儿嫁给中国人，更无法接受郭沫若已有婚姻的事实，于是与她断绝往来。安娜没有返回家庭，而是选择留在郭沫若身边。
那几年，郭沫若经济拮据，安娜承担了大部分家务，也照料孩子。生活并不宽裕，屋内却常常摆着书稿和纸张。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郭沫若写作状态逐渐打开，《女神》等作品相继问世。安娜未必懂得文学创作的意义，但她替丈夫守住了一个相对安静的写作环境。
1922年郭沫若从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毕业后，没有走上行医道路，而是决定以写作为业。安娜原本希望一家人拥有稳定收入，曾设想学习产科，将来开设诊所。两种生活规划出现分歧，她仍带着孩子往返中日之间，尽力维持这个家庭。
1927年，郭沫若因政治活动受到追捕，辗转离开上海。此后，他在日本的生活也并不安稳。日本方面曾将他拘押，安娜多方奔走，帮助他脱身。郭沫若继续写作和从事研究，安娜则外出工作，承担抚养孩子的重担。
1932年，安娜生下第五个孩子。此时，她已经将全部生活同郭沫若和孩子捆在一起。然而，郭沫若与于立忱的感情纠葛传到她耳中后，夫妻关系出现难以弥合的裂缝。安娜没有公开争吵，却不等于她没有受到伤害。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工作，安娜留在日本照顾五个孩子。她受到排斥和监视，还被要求让孩子加入日本籍，安娜拒绝了。为了养活一家人，她租地种菜、种稻，替人洗衣，冬天还制作腌菜出售，双手长期浸在冷水和盐水里，冻裂肿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安娜听到消息后，特意去理发店整理头发，又换上年轻时穿过的和服。她以为战争结束，也意味着自己终于能够回到丈夫身边。这个念头支撑她熬过了多年艰难岁月。
1947年起，安娜失去日本国籍。次年秋，她带着两个儿子和女儿来到香港，希望与郭沫若团聚。可是，郭沫若已经与于立群共同生活，眼前的家庭格局让安娜措手不及。短暂沟通后，她把女儿留下，自己离开了这段婚姻关系。
安娜没有因此放弃孩子。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关照下，她加入中国国籍，几个子女也陆续回国。她曾对人说：“中国建设需要人，我叫他们回来，他们就回来了。”孩子们后来分别从事科研、外语教育和音乐工作，这与她多年坚持供养、教育密不可分。
1952年以后，安娜的生活由有关方面照料，按月领取生活费用。她没有再婚，也很少公开谈论郭沫若。1978年医院相见时，病床上的郭沫若不愿触及旧事，安娜也没有追问。两人之间那段持续六十余年的关系，便停留在沉默之中。
1995年，郭安娜在上海去世，享年101岁。她留下的，不只是一个文学家的婚姻片段，更是五个孩子的成长经历，以及一个人在时代巨变和家庭破裂之间，独自承担生活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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