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1年9月5日，安徽安庆城破，曾国荃率领的湘军冲入城内。持续半年多的围困，终于以城墙被炸开告终，也把这座江北重镇推入一场无法收拾的灾难。
安庆不是普通城池。它是安徽首府，也是长江中游的重要门户。太平军控制此地多年，城内驻有守军，粮食、军械和官府仓储相当集中。对曾国藩而言，攻下安庆，既能解除湘军在皖南的压力，也能为下一步进逼天京打开通道。
这场围城极其惨烈。湘军在城外挖掘地道，准备以炸药破坏城墙；太平军则依靠城防苦撑。到了城破前后，守军粮食几乎耗尽，体力和战斗力都大幅下降。湘军付出重大伤亡后取得胜利，积压已久的仇恨、军纪松弛以及“破城酬功”的旧规矩，迅速混合在一起。
有意思的是，安庆真正的悲剧，并不只在城墙倒塌的那一刻，而在城破之后的数日。曾国藩曾在相关文书中表达过“克城以多杀为妥”的强硬态度。此类命令在当时并非一句空话，它意味着守军即使放下兵器，也很难获得稳定可靠的生路。
湘军入城后，先对太平军将士展开清剿。战场上的“贼”与城中的普通居民，本应有所区分，但在当时的军政逻辑中，凡是长期受太平军统治、为其提供粮食或服役的人，都可能被视作“资敌”。这把范围极宽的罪名，给了军队任意处置的口子。
一些地方记载称，安庆城内大量守军遭到杀害，投降者也未能全部幸免。具体人数，因史料来源不同而有差异，不能轻率地把传闻当成定论。可以确定的是，战后城中人口骤减，街巷残破，民户流散，军民死伤极为严重。
更令人不忍的是，妇女和儿童几乎没有自保能力。战乱中的掳掠、强暴和强行带走，在攻城部队获得数日搜掠权之后变得更加普遍。关于“三日大索”的说法，见于相关记载，其本质就是把掠夺当作军队奖赏。城中百姓的房屋、财物，甚至妇女本身，都被置于暴力支配之下。
曾国荃后来也曾对部下的失控有所不满，但这种不满并没有改变大局。曾国藩给弟弟的书信中，常把“杀贼”视为军事目标，对军队杀戮行为缺少真正约束。那句“何必以杀人为悔”的意思，正暴露出湘军内部把屠杀视为胜利代价的冷酷心态。
安庆的掠夺同样触目惊心。太平军占据期间，城内修建了多处王府和官署，湘军破城后，这些地方自然成为搜取财物的重点。府库被翻，民宅被闯，贵重物品被搬走。有人为了寻找金银，甚至毁坏坟墓。史料中“可取之物，扫地而尽；不可取者，皆毁之”的描述，虽带有记述者的强烈情绪，却反映了城破后的混乱局面。
必须看到，湘军并不是一支突然失控的队伍。它长期依赖地方筹饷，以乡勇和团练为基础，军队与地方社会关系密切，却也因此带有浓厚的私兵色彩。将领需要用战利品和赏赐维系部众，士兵则把多年作战积累的怨恨，发泄到失败者和普通百姓身上。
太平军方面也曾在占领区实行严厉统治，战争双方都给民众造成沉重灾难。但这不能成为湘军屠杀和抢掠的理由。对安庆百姓而言，谁掌握城门，往往只意味着灾祸来自哪一方，而不是灾祸是否会发生。
战后的安庆，城垣、官署和民居多有损毁，原有商业秩序几乎停摆。安徽首府变成一座被战争掏空的城市，许多幸存者携家逃散，留下的只是烧毁的屋舍、无人收殓的尸体和被重新分配的财物。
“曾剃头”这个称呼，正是在这类血腥镇压中逐渐流传开来。它不是简单的民间绰号，而是百姓对湘军杀伐方式的直接记忆。安庆城破之后，曾国藩集团获得了通向天京的关键据点，却也把一场军事胜利，写成了无数普通人家破人亡的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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