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孙维世胞妹在北京接受采访：姐姐始终喊周恩来爸爸

1995年，北京，孙新世家中。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年迈的孙新世没有急着讲述往事，而是先翻开一本旧相册。照片里，有父亲孙炳文，有姐姐孙维世，也有周恩来和邓颖超。

她说起一个细节：当年许多孩子都称周恩来为“周伯伯”，称邓颖超为“邓妈妈”，唯独孙维世直接叫周恩来“爸爸”，叫邓颖超“妈妈”。这两个称呼，背后并不是普通的亲近，而是一段特殊家庭关系的见证。

孙炳文早年投身革命，曾与朱德并肩工作。1921年，孙维世出生在北京。次年，孙炳文与朱德赴欧洲寻找革命道路，周恩来后来在那里与他们相识，并介绍二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孙炳文回国后，先后在广州从事军政和宣传工作。为了掩护秘密会议，他常以打牌作掩护。年幼的孙维世就在门外玩耍，替大人观察来往人员。

母亲任锐后来回忆，有陌生人靠近时，孙维世便把布娃娃扔进屋里，故意跺脚喊：“我不跟你好了！”屋里听到信号，马上响起洗牌声。孩子的游戏，成了危险环境中的一道警报。

1927年，局势急转直下。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孙炳文在赴武汉途中于上海被捕，并于4月20日在龙华遇害。那一年，孙维世只有6岁。

父亲去世后，任锐带着孩子们辗转避难。家庭失去经济来源，亲属又分散各地，几个孩子不得不暂时寄养。对孙维世来说，父亲留下的不是物质遗产，而是一条早已无法回头的革命道路。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周恩来到武汉工作。1938年，16岁的孙维世和哥哥孙宁世乘船前往武汉，准备参加抗战。哥哥被留下，孙维世却因年纪较小被拒绝。

她不肯离开办事处，独自站在寒风里哭泣。周恩来外出归来，认出她是孙炳文的女儿，立即把她带进屋内，对邓颖超说：“小超，你看谁来了。”

邓颖超很快认出了这个多年未见的孩子。夫妻二人一直惦记孙炳文一家，得知孙维世的处境后，便写信征求任锐意见。任锐同意后，孙维世正式成为周恩来、邓颖超的义女。

这份关系并非停留在称呼上。1939年，周恩来赴苏联治疗伤臂，孙维世也希望同行。周恩来起初没有同意，她却没有放弃，后来得到毛泽东批准，前往苏联学习表演和导演。

在苏联的几年里，孙维世经历了战争环境，完成了专业训练，并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她经东北回到延安，随后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邓颖超对她照顾甚多，孙维世也始终把这位养母放在心上。

1949年北平解放后，孙维世随军进入北平。同年，任锐病逝。周恩来不仅安慰她，还设法寻找她失散多年的妹妹，并亲自为妹妹取名“孙新世”。姐妹重逢，成为孙维世度过丧母之痛的重要支撑。

1950年8月8日，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结婚25周年。孙维世悄悄做了十几朵红花，等周恩来回到西花厅时，亲手把最大的两朵分别别在他们胸前，还拉着两位老人拍照。邓颖超笑着说：“维世算是给我们补上了婚礼。”

同年，孙维世与金山结婚。周恩来因公务未能到场，邓颖超代表他参加婚礼，并叮嘱金山要好好照顾孙维世。婚后，孙维世仍常到西花厅看望两位长辈。

她生病住院时，邓颖超写信劝她重视治疗、保养身体。周恩来人在外地，也专门打电话询问病情。信中的称呼，仍是“亲爱的闺女”。

孙新世合上相册时，记者看到的已不只是几张旧照片。孙维世称周恩来为爸爸，是因为在父亲早逝、母亲病逝、兄弟姐妹离散的岁月里，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实承担了养育与守护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