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土面积超过156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为什么会走到"可能从地球上消失"的边缘?当76.8%的草地不是已经沙漠化、就是正在沙漠化,这究竟是老天爷不赏饭吃的宿命,还是人为一步步把家园推向绝境的结果?
提起蒙古,人们印象里往往是天似穹庐、一望无际的大草原。可实际情况却是一半草场、一多半荒漠戈壁。
蒙古国的国土面积超过156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为330万,平均每平方公里还不到两个人,基本做到了羊比人多。独立之前,蒙古国80%的国土被草原覆盖,如今却有76.8%的草地不是已经沙漠化,就是正在沙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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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低、沙漠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样的对比,几十年间发生在同一片土地上,几乎像是两个国家。
从地理格局上看,蒙古国位于蒙古高原的北部,几乎"五行缺水"。它夹在中俄两大国之间,堪称历史与大国博弈的副产品。
别说出海口,它连一条像样的通航水道都没有。这种先天条件,注定了它必须在极为有限的自然资源上做文章,任何一点闪失都会被无限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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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距离海洋太远,感受不到多少来自海上的水汽,蒙古国的年平均降水量只有230毫米左右。北部地区略高于500毫米,南部地区甚至不到50毫米。
全国水资源总量约为1900亿立方米,但分布极为不均,仅北部的库苏古尔湖,其淡水储量就占到全国的68%,剩下的3000多条河流与湖泊也主要分布在北方地区。水,在这个国家从来不是可以随手取用的东西。
这就造成了一个颇为特殊的现象:蒙古全国约90%的人口生活在北方,仅首都乌兰巴托一地就占了总人口的近一半,而剩下90%以上的国土只生活着不到100万人。在这样的国家送快递,难度堪称地狱级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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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和水资源被死死地绑在一起,越是有水的地方越挤,越是没水的地方越荒,这种不均衡本身就是生态危机的前奏。
此外,受西伯利亚冷空气影响,蒙古国的冬天既寒冷又漫长。通常8月底就进入过冬模式,1月平均气温可达零下30度,直到次年4月河流才会解冻,年平均气温也仅有零下3度左右。
对于以放牧为生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气候意味着牲畜每年有大半时间要与严寒搏斗,一场极端天气就足以摧毁一个家庭数代人积攒的家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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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以前,蒙古国平均每十年会经历一两次严重的雪灾,俗称"白灾"或"白色极寒"。而在过去的十年里,雪灾频次翻了三倍,约30%的人口受到影响。
仅2022至2023年的冬季,就有超过400万头牲畜被冻死。牧民一觉醒来,可能就意味着家里的牛羊全部躺在雪原之上,几代人的生计一夜清零。
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升高了1.2摄氏度,而蒙古国的平均气温则上升了2.24摄氏度,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蒙古国年降水量减少了7%,超过1000条河流和湖泊出现断流或干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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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地区除了夏季几乎没有降雨,东南部地区则完全是荒无人烟的戈壁和一望无际的大沙漠。曾经"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象,正在被沙丘和裸露的砾石一点点取代。
蒙古草场退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是"老天不赏饭"。它所面对的气候变化,明显比其他许多国家来得更猛烈一些,被动的地理位置又造成了大面积干旱和极端天气的肆虐。
可以说,从纯粹的自然角度看,蒙古已经站在了全球气候变化的风口浪尖上,比大多数国家更早、更狠地承受着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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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还不是全部。蒙古国走到今天这一步,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家主导下的过度开发所引发的生态恶化。
长期以来,畜牧业是蒙古国的立国之本,牲畜数量在政策推动下急剧膨胀,远远超出了草场本身的承载能力。上世纪90年代,由于欧美国家对羊毛羊绒需求旺盛,蒙古顺势大幅扩大养殖规模,加上全国人口本就稀少,很快便走到了几乎全民放牧、家家户户养羊的程度。
羊群、马群在有限的草地上反复啃食、践踏,草根被连片翻起,脆弱的表土迅速裸露,风一吹便随之流失。原本可以自我恢复的草原生态系统,在超载放牧的重压下失去了喘息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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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场承载力被击穿到什么程度,数字最能说明问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21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蒙古国全国牲畜数量已达7090万头,比牧场总承载能力足足超出3300万头,不同地区放牧牲畜数量达到牧场环境承载力的2到7倍。
也就是说,每一寸草地上都挤着两到七倍于它所能供养的嘴,草场没有崩溃反而才是奇迹。
与此同时,矿业开发的迅猛推进,也在从另一个方向撕扯着这片土地。蒙古国矿产资源丰富,煤炭、铜、金、稀土等储量可观,为了拉动经济,大量矿区被开辟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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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天开采改变了地表结构,破坏了浅层水系,运输矿石的重型车辆在草原上碾出一条条深深的车辙,很多地方一旦被压过,多年都难以长出植被。在缺水的自然条件下,采矿所需要的大量用水,也进一步加剧了地下水位的下降。
畜牧和矿业,这两个本应互补的支柱产业,反而在同一片脆弱的土壤上互相拆台。
城市扩张同样带来沉重的生态负担。乌兰巴托集中了全国近一半的人口,冬季取暖依赖大量燃煤,空气污染问题极其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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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民因为草场退化和雪灾破产之后,纷纷涌入城市周边,在郊区搭起蒙古包定居,形成大片棚户区。这些新居民同样需要烧煤取暖、需要水源、需要土地,进一步推高了城市周边生态系统的压力。
生态难民的迁徙,让原本只集中在牧区的问题,一路蔓延到了首都的边缘。
因此,蒙古国今天所面临的生态困境,并不只是气候变化单方面造成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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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位置的先天不足、气候变暖带来的雨少风大、超载放牧对草场的透支、矿业无序开发对地表和水系的破坏,以及城市人口过度集中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多重因素交织在一起,才把这个曾经水草丰美的国家,推到了大半国土沙化的边缘。
若继续沿着现有的路径走下去,蒙古国所要面对的,不仅是牲畜的大批死亡和牧民的持续破产,还有整片国土可能加速走向不可逆转的荒漠化。
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蒙古的沙漠化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答案恐怕是两者兼有,且彼此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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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暖带来的升温和干旱,是压在它头上一座绕不开的大山,这一部分确实"怪不得人";但过去几十年里对羊毛羊绒市场的追逐、对矿产的粗放开采、对首都的过度集中,每一步都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当一片草原同时承受着七倍于承载力的牲畜、无节制的矿车碾压和逐年减少的雨水时,任何一个环节先崩溃,都会拖垮其他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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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蒙古国而言,真正的危机也许并不在于"某一年"的雪灾或旱灾有多严重,而在于它已经很难再回到过去那种可以自我修复的循环里。草原一旦沙化,恢复周期以数十年甚至上百年计,而气温上升、河流干涸、人口挤压却是以每年为单位在加速。
留给这个国家调整方向的窗口,正在肉眼可见地变窄。若再不下决心从放牧规模、矿业秩序、能源结构和人口布局上做出系统性的改变,"蒙古会不会消失"就不再只是一个耸人听闻的问句,而可能成为几代人之内必须面对的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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