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6年10月19日，上海，鲁迅逝世后，青年摄影记者沙飞带着相机赶到先生住所。他没有急着拍摄，而是先在遗体前默哀，随后记录下告别仪式的现场。这些影像后来成为鲁迅生平的重要资料，也让沙飞的名字被更多人记住。
沙飞早年关注的并不只是名人。他拍过车夫、码头工人、街头小贩，也拍过生活困顿的普通人。镜头里的他们没有被刻意摆布，疲惫、沉默和谋生的艰辛，都被真实保留下来。那种带着现场感的摄影，在当时颇为难得。
抗战爆发后，沙飞没有留在上海，而是携带相机奔赴华北前线。1937年，他随八路军第115师采访，后来在五台分兵时选择留在晋察冀根据地。时任第115师副师长的聂荣臻了解他的能力，批准他参加八路军，并安排他负责新闻摄影工作。
当时的根据地条件十分艰苦，摄影远不是轻松差事。胶卷难以补充，冲洗设备简陋，拍摄还要冒着炮火和行军风险。沙飞却把相机背在身上，哪里有战斗，哪里有群众，哪里就可能出现他的身影。
晋察冀军区创办《抗敌报》后，沙飞还担任过报社副社长兼编辑科科长。聂荣臻对他的器重，不只体现在职务安排上。两人都懂摄影，也都清楚一张照片在战争年代的分量。
沙飞留下的《挺进敌后》《塞上风云》《沙原铁骑》等作品，记录了根据地军民的战斗和生活。他拍摄井陉矿区爆破，也拍摄长城沿线的战斗场面。照片没有过多修饰，却把敌后战争的紧张、军民关系的密切，以及普通人的坚韧呈现了出来。
1938年，因身体状况不佳，沙飞住进军区卫生部门的卫生所。在那里，他认识了白求恩，并拍下这位加拿大医生为伤员诊疗的画面。1939年白求恩逝世后，沙飞又记录了他的遗容。白求恩生前留下的一部相机，也按照遗愿转交给了沙飞。
聂荣臻对沙飞的关照，还延伸到家庭生活。1943年，聂荣臻在延安了解到沙飞与前妻因误会分开，曾劝他们重新沟通。在多方帮助下，两人恢复了关系。考虑到沙飞多年未见儿女，聂荣臻还设法让孩子从延安返回晋察冀，一家人得以团聚。
遗憾的是，战争留下的创伤并没有随着胜利立刻消失。长期奔波、疾病折磨和亲眼目睹的惨烈场面，逐渐影响了沙飞的身心状态。尤其是日军在晋察冀推行的残酷政策，给他造成了极深的心理阴影。
1949年，沙飞在石家庄和平医院接受治疗。当时医院聘有日籍医护人员，其中包括为他诊治的津泽胜。12月15日，处于精神失常状态的沙飞持枪将津泽胜击毙。案件发生后，影响迅速扩大，军队有关部门随即介入审理。
在当时的法律和政治环境下，津泽胜的身份、案件造成的后果，以及援华医护人员的安全问题，都使此案格外敏感。审理机关最终作出死刑判决。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执行枪决，年仅四十岁左右。
这件事让聂荣臻长期难以释怀。聂力后来回忆，父亲多年谈到沙飞时，常常摇头不语。那不是对沙飞过错的简单否认，而是对一个曾经为革命作出贡献的人，在精神疾病状态下酿成悲剧后却未被及时识别的痛惜。
沙飞去世后，他拍摄的大量照片仍在传播，但署名一度被取消。随着亲属、同事和知情者不断提供材料，沙飞患有精神疾病的情况逐渐受到重视。许多人认为，他作案时的精神状态，应该成为重新判断案件的重要依据。
1982年，相关部门重新审查此案。聂荣臻明确批示：“当时我们不了解他有精神病，如果确有精神病，应该予以平反。”这句话没有回避当年的责任，也没有把复杂问题推给某一个人，反而点出了旧案最关键的缺失：对病情缺乏认识，对精神状态缺少专业鉴定。
经过数年调查，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撤销原判，恢复沙飞军籍。消息传到聂荣臻那里，他说：“解决了就好。沙飞是个好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有贡献的。”
一台相机，记录了鲁迅生命最后的身影，也记录了抗战年代的硝烟与普通人的命运。沙飞留下的并不只是照片，还有一桩因战争创伤、精神疾病和制度判断交织而成的历史疑案。对他的重新评价，既是为一名摄影师恢复应有的名誉，也让那场迟来的纠正有了清楚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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