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沦陷后众人主和，蒋介石独拒：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三十万同胞的血尚未凝固，东京内阁已经在盘算，如何把一个刚丢了首都的国家彻底压垮。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通过德国大使陶德曼，将一份升级后的和谈条件送到了蒋介石面前——条件比开战前更为苛刻，明确要求正式承认伪满洲国、扩大华北非武装区、给予战争赔款。日本人笃定，一个连首都都被屠城的国家，已经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了。

然而，他们等来的不是签字投降，而是一句掷地有声的决绝之语：“与其屈服而亡，不如战败而亡！”

故事要从上海说起。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国民政府把压箱底的家当全部推上了战场。第87师、第88师——德国顾问手把手训练出来的全制式德械精锐，被投入这片血肉磨坊。

上海战场是个绞肉机，日军有舰炮持续轰击，有飞机昼夜轰炸，中国士兵缺重炮、缺防空，整营整团地填进去，几个小时就伤亡殆尽。前后打了三个月，国军投入70万兵力，最终以惨重代价溃退。11月12日，上海沦陷，首都南京直接暴露在日军兵锋之下。

蒋介石不是没有寄望于外交。布鲁塞尔九国公约会议专门研究日本侵华的问题，结果在十一月份草草收场，就只是通过了一个看起来很空洞的谴责声明，中国的任何实际要求都被拒绝了，这种外援这条路也就彻底断了。

在这个节骨眼上，德国驻在中国的使者陶德曼出现在南京，1937年的11月5日，陶德曼第一次和蒋介石见面，他说他转达了一些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承认满洲国、华北特别化、共同防共以及经济上的合作。

在那个时候，蒋的回答是很直接的——这些条件都是不能接受的。他说如果中国同意这些的话国民政府将会被舆论的浪潮所冲倒。

但是上海败得实在是太快了，外援完全没有了之后，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一些松动了。12月的二号，他召集了高层的会议去讨论是不是要和日本人进行谈判。在大家讨论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觉得这个条件勉强可以接受。

只有白崇禧在他的时候提出了一些质疑，“如果这样就可以和了的话，那日本何必还会这么打呢？这种说话可说有几分是不骗人的。”然后最后开会的时候就决定了，还是需要去接受这次的谈判了。

但是日本人犯了一个致命的战略错误，在南京被打败之后，他们国家里面的强硬派们就开始嚣张了起来，说中国现在已经不堪一击了。

在十二月二十一号，这个内阁会又通过了一些新的和谈条件，不但要求把对伪满洲国承认的问题解决好，而且还增加了一些非武装区——比如说华中还有一些地方也是不让去的，还有就是战争赔款——每一件事情比以前都要更加狠一点，在一些细节上也会有一些比较苛刻的条件，比如说这个和谈的时候也不让停战。

然后他们还有一个要求就是在谈判开始的时候还要有一个人到指定的地方直接进行谈话。那个时候狄克逊警告说因为自己的要求太过了，就会让战争继续了。

但是恰恰是这个时候，日本的一些强硬派的头子才开始相信那个事情一定是能够完成的，所以在十二月的26号，当蒋介石看到了日本人提出的新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在日记里面写下了四个字：心为之一安慰。

他之所以会这样去感到安心，不是说这些条件变温和了，恰恰是因为这些比原来还要严一些的东西。因为这种太严的要求也帮蒋介石把以前那种犹豫的心态彻底斩断了。

在十二月二十六号，当自己看到日本人提出的新的那些东西的时候，在日记里面写下了四个人。“宁要战败而死，也不要投降求活”，这个是在1938年的1月的2号说的一个话，他自己在那个时候坚持要不接受德国人的那个斡旋了。

事实上，在淞沪战事转被动的时候就已经酝酿着把首都搬到了重庆去了。在1937年的8月29号，在他的日记中写着：“如果上海那边打不下去了的话，那我必须要迁都了，然后呢大本营应该放在洛阳吧，行政院应该是要搬到衡阳的。”

后来的历史证明，如果那个时候你们都不愿意投降的话，那么结果会非常的重。比如南京的大屠杀、长沙大火还有重庆的大轰炸，他们给中国的军民一共造成了大概三万五百万人都死了。

但是也正是在这场战争里，他们才走上了持久抗战的道路了，最后也拖垮了这个日本侵略者。“如果自己都不愿意屈服，就还是战败然后逃回去吧。”这句话不仅仅只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决定，更是一种民族在黑暗的时候的一种不屈的宣言。

这个时候的宣言没有止住。然后到了台湾儿庄那边枪声响了，然后再开始要和武汉会战，还有一些敌后的游击队也在不停的打游击，还有他们自己从滇缅的路上把运输给送过去了，中国就是用他们自己那比较贫弱的身体来抵挡最野蛮的冲击。

正是因为那个时候说的这个“如果不愿意去屈服了就还是输回去吧。”这种决绝的心情，让我们中国赢得了所有人的尊重，然后呢也让全世界看到了日本侵略者的真正的一点破口，就是把那个南京的大屠杀给破坏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