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1974年，傅作义病逝于北京。临终前，有人问起他与阎锡山几十年的恩怨，他只说了一句话：“百川先生不肯顺应大势。”
这句话说得轻，分量却极重。一个在阎锡山手下从见习官干到集团军总司令的人，一个被阎锡山亲手派去绥远当省主席的人，最后用“不肯顺应大势”六个字来评价自己的老上司。
这里面没有骂，没有恨，甚至连怨都谈不上，只是一种深深的遗憾——一个人明明有能力，却在最要紧的关口，总是选错方向。
傅作义和阎锡山之间，从来不是简单的恩断义绝，而是两种活法在时代洪流中的分道扬镳。
晋军里的那堵墙：五台话与洋刀
阎锡山治晋有一种外人不太注意但却极其重要的用人规矩——“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挎。”因为他是五台人，所以他的核心圈子徐永昌杨爱源王靖国赵承绶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从五台或者周围地方来的。
这不是巧合而是阎锡山有意这样做的因为他信任的从来都不是最能打仗的人而是一个离他最近的人。
傅作义是山西荣河人晋南人，站在这一圈子外面。他在1918年毕业了以后回到山西，在晋军里从见习官做起一级一级的往上升级都是靠战功。
在1927年的涿州之战的时候，他带不到一个师兵力被奉军围了有好几个月的时间粮食吃光了士兵和老百姓都只能吃酒糟树皮。
虽然没有打胜仗但是“善守”的名声传遍了全国阎锡山不知道傅作义能打仗但是能打仗的和可信这两个东西在他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郭宗汾长期担任阎锡山的参谋长说：“阎锡山不相信外省人他做到军长以后，就一定把他拿掉兵权。”可是傅作义偏偏是一个靠自己的战功打出来的外省的人了。越能打仗他心里就越不踏实。
名声越大他就离这个核心圈子越来越远并不是因为傅作义不够忠心而是因为在阎锡山的心目中用地域来划分圈层这是不可能把他放在里面的。
绥远那把“自己的饭碗”
1931年，阎锡山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主席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似乎是重用可是也包含了一种意思——绥远土地瘠薄人民贫困北接蒙古西边邻宁夏这都是个穷地方了。让一个能打仗的人去镇守边疆这样既可以使用他同时也把他支远一点。
但是傅作义到了以后所做的一些事情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他并不是把绥远作为过渡的地方而是认认真真地去经营他部队下河套开荒开修灌溉渠种树办毛纺厂和皮革工厂几年下来粮食财政收入都增加了。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候省库里已经有了84万大洋的存粮了第35军有了自己的财源不用从太原要军饷了。
这件事当中最清楚这一点的就是这些当兵吃饭的人了他们现在自己有粮食了自己的财源那么他们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所以就有了“分开过日子”的本钱了。
百灵庙那一仗：两条路彻底岔开
真正让两人走向不同方向的，是1936年的百灵庙之战。
日本关东军策动伪蒙军进犯绥东。傅作义人就在前线，主张打出去。阎锡山的态度恰恰相反。
他治山西多年，奉行的是“保境安民”，在各大势力之间找平衡，尽量不让山西卷进大战。这套办法在军阀混战的年代确实管用，山西因此成了华北相对安定的地方。但九一八之后，局势已经变了。
阎锡山担心战事扩大引火烧身，对主动进攻没有积极性，在坚持“后发制人”。蒋介石从洛阳给阎发电希望抓住机会攻打商都，可是阎总是很推辞，并说力量不够、工事不好。
蒋介石在日记中骂他害怕牺牲不愿意去打商都，只想保卫自己不危险就行了。
傅作义不管了，他在红格尔图抵挡伪军的时候就乘胜追击，在11月24号就把百灵庙拿下了。这一仗也打出了绥远抗战的胜利，也让傅作义找到了自己的路。
在大凌庙打了一场大的之后，他就没有回去和阎锡山报喜去了，而是直接把战果报告给南京的蒋介石了。晋绥原有的那一根线，在这个时候已经被彻底割断了。
他们的分歧说到底就是对“大势”的理解不一样。阎锡山想的就是守住山西这块地方，在各方之间周旋求生存；傅作义看到的是民族危亡的时候，不站出来打他连地盘都保不住了。
大势不是谁说了算，是时代在推着走
1938年冬天的时候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这个时候他彻底摆脱了阎锡山的控制，回到绥远来设立自己的长官部五原去了。
阎锡山还想通过他们之间的旧感情让他到晋绥暂时住下去但是傅作义没有再回头。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的时候，傅作义选择了顺应时代的潮流而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相反的是阎锡山还是困守在太原最后他逃到了台湾去。
同一个军队，同一个省两个人走上了完全不同的路，在历史的岔路口上看是不是看出大势比能不能打仗更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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