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禁城最后一个清晨：那面“宣统十六年”的牌示，民国十三年才被摘下

1924年11月5日，深秋的北京城，天刚蒙蒙亮。神武门城楼上，一面黄缎牌子还高高挂着，上写“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路过的百姓抬头瞥一眼，心里不是滋味：民国都十三年了，这紫禁城里，还过着自己的年号呢。

谁也想不到，这面牌子，当天就被急急摘了下来。而它挂着的那个小朝廷，也在这一天彻底终结——末代皇帝溥仪，从此再没踏进过这座宫门。

老北京有句俗话：“京油子，卫嘴子，保定府的狗腿子。”可要说最能看清这座城底细的，还得数住在金钩胡同、管着这摊子事的内务部警政司科长吴瀛。这一天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他记了下来——那是一场没有枪声的“宫廷政变”，也是一座六百年皇城改换身份的起点。

01 前一夜，一个决定悄悄拍板

事情要从前一天说起。1924年11月4日下午，一直到深夜，国务院临时执政、实际上的代总理黄郛，召集了一个临时摄政会议。会上拍板了一件大事：请溥仪出宫。命令由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警察总监张璧会同执行，另推李石曾为国民代表，组织“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会同办理善后事宜。

这一夜，北京城看似平静，其实已经刀出鞘、箭上弦。

可国民军要动手，先得对付一拨“自己人”——驻在故宫和景山的守卫兵士，一共1200多人，隶属京师卫戍司令部。这批兵自民国元年（1912年）起就驻扎在那里，是袁世凯时代留下的老底子。说起来也有意思：当年袁世凯留下他们，是怕溥仪万一逃亡，惹出无穷的麻烦；谁料十二三年过去，政府当局走马灯似的换，这批兵却纹丝不动，天长日久，反倒跟清室处出了感情，成了人家的“自己人”。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流水的政府铁打的兵。”这拨兵忘了自己当初的差事，跟宫里亲热起来了。国民军要办差，反倒得先防着他们帮清室反动。

于是4日上午10点钟，国民军总司令部以“统一军权”的名义，先派员把这1200多名兵士缴了械，调驻北苑，听候改编。清室不知所以，自然着了慌，急急写信给国民军询问。鹿钟麟只得派员说明：完全为了维持治安，别无他意。

清室半信半疑，可这口气还没喘匀，第二天的事就来了。

02 上午九点：神武门前的缴械

11月5日上午9点，国民军司令部又派出一部分军队，开到神武门一带，命令驻在神武门护城河营房的警察，把军械子弹一律缴出——或者听候改编，或者给资遣散。那里的警察一共四队，每队120人，合计480人。到中午12点，安稳稳地，全部缴械点收完毕。

整个过程，兵不血刃。480条枪，一颗子弹没响，就这样交了出去。

随后，国民军派员同所谓“清室内务府大臣”绍英、朱益藩接洽，传达命令：请废帝溥仪即日迁出宫禁，一面要派员点验宫内公私物品。

绍英他们慌忙去“奏闻”——到了民国十三年，宫里人说话还保留着老规矩，管这叫“奏闻”。溥仪于是召集妃嫔，开了一个“御前会议”来讨论这事。

会议得出一个结论，官式地说来是这样的：“按照民国元年优待条件，清室本应移居颐和园，只因民国政府不令迁出，延迟至今。清室对于迁居一节，本无所谓，不过时间迫促，实在来不及。宫内各物原属爱新觉罗氏私产，当然有自由处分管理之权，不能点收。”

这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搬，可以搬，但得宽限时日；宫里的东西是我们家的私产，你们不能清点。绍英等以此答复了国民军，并且请“约定日期，清室自迁，物件不予点交”。

国民军同他们磋商了两三个小时。结论是：全部迁出，自然不是仓促能完成的，可以允许稍缓一两日；但废帝溥仪，应该即日出宫，无论如何，不能延迟。

03 引而不发：鹿钟麟的“城下之盟”

相持之际，鹿钟麟使了个心眼——故意做出一副“引而不发”的姿态。他突然传下一道命令，说：“叫他们士兵弟兄们不要着急动手，事情还在商量。”

这话听着是给面子，其实是递刀子。宫墙里的人一听，反倒更慌了：兵都围了，枪都缴了，还说“不要着急动手”——那意思是，动手，随时可以。

老北京有句话叫“麻秆打狼——两头怕”，可这会儿，怕的只有一头。这一招“引而不发”，倒促成了溥仪的“城下之盟”。优待费也改了章程：以后年支50万元。溥仪屈服了。

他没有像戏文里唱的那样“挥泪对宫娥”，而是见了鹿钟麟。鹿钟麟问他：“您还是皇帝吗？”

“我当然是国民一分子啊！”溥仪答得很漂亮。

“那我们当然应该保护啊！”鹿钟麟的话，也说得得体。

一问一答之间，末代皇帝当众承认了自己是“国民一分子”——这话搁在紫禁城，可比什么诏书都管用。

04 乱糟糟的“大内”与那面摘下的牌示

主意定了，宫里可就乱套了。

溥仪急急传知各宫太监、宫女：收拾细软，准备出宫。他还发了“内帑”——也就是遣散费——每名太监发银10元，宫女8元。宫内计有太监470多名，宫女100多人，一时满院子都是打包捆箱、抹眼泪的动静。

绍英又传令：各守宫太监照旧负责，执行原来的职务。可这节骨眼上，谁还守得住宫？太监们手里攥着刚领的银元，心里盘算的是今后去哪条胡同落脚。

最扎眼的是那一面牌子——宫门上挂着的“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日”牌示，被急急摘了下来。这一天，是民国十三年11月5日，也就是溥仪自己日历上的“宣统十六年十月初九”。两个年号在这一天正面相撞，终究是后一个，让位给了前一个。

紧接着，又开了第二次“御前会议”，讨论移居何处。最后定了：德胜桥醇王府。醇王本是溥仪生生之父，当年做过摄政王的，此时派了内务府总管赶去布置。

05 下午四时十分：五辆汽车，永别紫禁城

下午4时10分，溥仪以及各贵妃一行，动身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乘坐汽车——也是最后一次以主人身份离开这座宫城。自明成祖迁都北京算起，这座紫禁城被爱新觉罗家占据了两百六十年，到这一刻，画上了句号。

汽车是国民军司令部预备的，一共五辆。鹿钟麟司令坐第一辆，为前导；溥仪带着随从坐第二辆；溥仪夫人同亲属坐第三辆；张璧坐第四辆；绍英等坐最后一辆。浩浩荡荡一行人，出了神武门，直奔什刹海边的醇王府。

车队经过景山脚下时，围观的老百姓乌泱泱一片。有人冲着车队喊了几嗓子，有人伸长脖子想看看“皇上”长什么样。溥仪坐在车里，是什么神情，没人说得清——只听说他到了醇王府，那里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异样滋味，不必细说。

至于宫里那些太监宫女，除了少数仍居原处暂行服务、亲近的十数名随从跟到醇府之外，其余一律“如鸟出笼”，恢复了自由。清室附属的司法处等机关，也同时自动解散。

一个盘踞京城二百六十年的“小朝廷”，就这样，散伙了。

06 牌示落地：一个时代，谢幕了

回过头来看这一天，最耐人寻味的，还是那面“宣统十六年”的牌示。

民国十三年了，紫禁城还挂着自己的年号；皇帝退了位，宫里还过着自己的“朝纲”。袁世凯留下的卫兵，守了十三年，守出了感情；遗老遗少们围着溥仪，讲“祖业”、讲“复辟”；宫里的宝物，借着“赏赐”的名头，一批批流向天津租界。这哪里是一座宫殿，分明是一个还赖在时代舞台上不肯退场的旧戏班子。

所以，溥仪出宫，不是哪一个人的私怨，也不是一次简单的“驱逐”。它标志着一件事：民国的土地上，容不下第二个“朝廷”了。皇家的私产要变成国家的公产，深锁的宫门要向人民敞开——后来故宫博物院的成立，正是这一天种下的因。

老北京有句歇后语：“戏台里喝彩——自己捧自己。”一个王朝的尾声，往往就是这般自拉自唱。可历史的舞台一换，锣鼓一停，管你唱了多少年，也得谢幕下场。

如今，我们走进故宫博物院，看红墙黄瓦，看文物琳琅，很少会想起那个深秋的清晨：神武门上，一面黄缎牌子被摘下来；神武门下，五辆汽车绝尘而去；470多名太监、100多名宫女，揣着十块八块银元，走进了北京城的人间烟火里。

那面“宣统十六年”的牌示，从此再也没有挂上去过。而它挂过的这座宫城，成了全中国人的故宫。

下一次你路过神武门，不妨抬头看看城楼。那里没有年号，没有牌示，只有六百年的红墙，和一整座城市的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