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东建广州白天鹅宾馆遇审批难，杨尚昆：我去探望叶帅！

1979年，广州沙面岛，霍英东面对的不是资金筹措，而是一摞摞难以落章的批文。珠江水面依旧来往舟船，岛上的旧租界建筑却提醒着人们：这块土地，曾经承载过近代中国的屈辱。霍英东偏偏要在这里建一座属于中国人的现代化宾馆。

当时，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外国客商和游客逐渐增多，国内涉外接待能力却十分有限。北京当时仅有少量涉外饭店，合格床位更是紧张。有人来华洽谈生意，住宿条件甚至不如普通城市的招待所，现代化宾馆建设因此被提上了重要议程。

国家旅游部门很快提出，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城市建设一批合资旅馆。问题也随之而来：国内缺资金、缺经验，相关审批制度尚未建立，许多事情即使方向明确，到了具体执行层面仍然找不到现成章法。

霍英东正是在这个时候进入视野的。

他祖籍广东番禺，1922年出生于香港一个渔民家庭，早年因家境困难辍学谋生，后来凭借地产等行业逐步建立事业。抗美援朝时期，他曾为新中国运输急需物资，因而受到港英当局压力。对内地而言，他既是香港商界人士，也是愿意承担风险的合作者。

1978年，香港新华社与霍英东接触，希望他参与内地旅游饭店建设。同年7月，国家旅游局负责人卢绪章在广州会见他，商谈兴建现代化酒店的设想。霍英东提出，项目规模可以做大，房间数量也不必局限于几百间。

这并不是一句轻松的表态。按照当时的条件，内地难以迅速提供足够的人民币贷款、建筑材料和管理人才，项目所需资金很大程度上要由霍英东自己解决。他看中的，显然不只是饭店本身的收益，还包括它能否成为中国扩大对外交流的一扇窗口。

选址时，广州有条件更好的地块可供考虑。霍英东却坚持把目光放在沙面岛。这里由珠江冲积形成，旧称拾翠洲，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沦为英法租界，土地条件并不理想，施工成本也偏高。

有人不理解，为何要主动选择难度更大的地方。霍英东的回答很直接：“就在这块地上，建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酒店。”这句话未必华丽，却点出了选址背后的分量。它不是简单盖一座楼，而是要改变一块土地所携带的历史意味。

1979年1月23日，广州沙面白鹅潭投资兴建旅馆计划意向书草案签订。4月5日，白天鹅项目获得国家层面的支持。按照原有协定，项目早期曾称“白鹅潭宾馆”，后来才确定为“白天鹅宾馆”。

真正棘手的环节，反而从此开始。

项目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在当时属于规模很大的建设项目，而且宾馆类工程被视为需要严格控制的“楼、堂、馆、所”。按照当时的管理权限，广东省无权自行审批，必须层层上报。可国务院当时又没有专门针对这类外商投资项目的完整办法，多个部门都难以直接拍板。

霍英东多次往返内地，材料送到不同部门，得到的答复大多是“还需要研究”。项目有中央和地方支持，却卡在制度衔接上。这个矛盾很典型：改革的方向已经出现，旧有的审批办法却还没有跟上。

时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兼广州市委第一书记杨尚昆了解到情况后，意识到继续等待并不能解决问题。他说：“我去看望一下叶帅。”

叶剑英当时十分支持广州建设白天鹅宾馆。杨尚昆汇报审批困难后，叶剑英提出，广东可以把责任承担起来，依据中央有关文件自行办理。杨尚昆听后随即明白，这不是一句普通的意见，而是在现有政策框架内为广东打开一条办事通道。

有了这层支持，广东开始承担项目推进责任，审批环节明显简化。白天鹅宾馆由此从纸面方案进入施工阶段。后来，宾馆楼层较高，曾有人提出在楼顶设置防空设施，附近还计划建设员工宿舍和自行车棚。叶剑英得知后，同样表示不必照搬旧办法，能简化的项目尽量简化。

这几件看似细小的事情，直接关系到工程能否保持原有设计。对一座面向外国客商的现代化宾馆而言，建筑风格、功能布局和服务标准都不能被层层附加的要求打乱。

1982年10月14日，白天鹅宾馆开始试营业。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带领一百多人前来，为这座新宾馆“撑场面”。霍英东受到很大鼓舞，因为这表明地方主要负责人不仅支持项目，而且愿意公开承担它带来的新问题。

1983年2月6日，白天鹅宾馆正式开业。霍英东坚持向市民开放，广州人第一次大规模走进现代化高级宾馆。许多人排队参观客房和卫生间，现场拥挤得连鞋子都被挤掉。有人担心秩序难以维持，他却说：“让老百姓亲眼看看，才能知道改革开放不是一句空话。”

白天鹅的意义，也因此超出了宾馆经营本身。它没有把现代化设施包裹在神秘感里，而是让普通市民直接接触抽水马桶、电梯、标准客房和规范服务。新鲜感背后，是社会生活方式和服务观念的一次明显变化。

更难得的是，宾馆没有完全依赖外国管理机构。最初的两千名员工大多没有酒店工作经验，管理团队便通过培训和外派学习，逐步建立自己的服务体系。后来，白天鹅又较早采用信用卡结算，引发过“看不见现金怎么收款”的疑问，霍英东仍然坚持试行。

1985年，白天鹅宾馆进入国际高水平酒店组织体系。1986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访问中国期间曾到访这里。那座曾经审批困难、施工条件并不优越的建筑，终于成为广州对外交流的重要接待场所，也见证了新中国酒店建设从摸索走向成熟的一段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