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改口！不再叫高市首相，朝鲜加入阵营，日本考虑退出联合国

日本希望讨论的是战后八十多年后，“敌国条款”还有没有继续写在宪章里的必要；中国和朝鲜关注的却是另一个问题：当日本持续调整安全政策、强化远程打击能力，并出现围绕核武器、核动力潜艇等问题的公开讨论时，周边国家为什么应该降低警惕？

中国外交部公开表述中对高市早苗称谓出现变化，也引发外界解读。

不过，把这些事情简单归结为“中国外交降级”“中朝组成新阵营”，甚至“日本准备退出联合国”，都会遗漏大量关键事实。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战后历史问题为什么会在2026年的现实安全环境下重新升温。

事情首先从第81届联合国大会说起。

2026年恰逢日本加入联合国70周年。

日本于1956年12月18日成为联合国第80个会员国，日本政府因此将这一年作为强化其联合国外交的重要节点。

9月22日，高市早苗在纽约参加联大一般性辩论时，再次提出修改《联合国宪章》的主张，要求删除第53条、第77条和第107条中涉及“敌国”的相关表述。

要真正修改宪章，还必须走第108条规定的程序，也就是获得联大全体会员国三分之二通过，并由三分之二会员国依照本国宪法程序批准，其中必须包括安全理事会所有常任理事国。

这也是此次争论复杂之处。

日本把问题更多放在联合国改革、会员国平等和战后七十多年自身国际贡献的框架中讨论。

高市早苗在9月22日联大发言中不仅提出删除“敌国条款”，还主张推进安理会改革，并强调日本将继续承担对联合国的重要责任。

她随后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会晤时，同样讨论的是联合国改革和加强合作。

日本首相官邸公布的记者会记录中，高市还明确表示，日本对联合国和多边主义的承诺不会动摇。

至少截至10月初，日本政府公开政策并不是退出联合国，而是要求改革联合国并扩大日本在其中的作用。

中国此次采取的是完全不同的论述方式。

中方公开列举日本扩大军费、放宽武器出口、推进中远程导弹部署和扩充军事能力等动向，认为判断日本是否继续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不能只看其外交表态，也要观察现实政策。

这里需要区分事实和立场：日本政府把这些军事调整解释为应对其所谓“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中国则认为相关变化体现日本“再军事化”风险正在增加。

双方对同一组政策给出了完全不同的政治和安全判断。

朝鲜代表随后也在联大答辩中批评日本的安全政策，并对删除“敌国条款”持反对态度。

联合国正式会议记录显示，朝方把日本当前军事政策与其二战历史联系起来，并使用了非常严厉的措辞。

因而，如果把标题中的“朝鲜加入阵营”理解为“在此次具体议题上，中朝立场都反对日本推动删除相关条款”，确实能够找到事实基础；但如果理解成中朝因此形成了一个新的外交或军事联盟，则没有公开依据。

这是一次议题立场出现明显同向，并不等于新的联盟关系已经形成。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期公开表示，围绕日本未来防卫政策，应当在不预设结论的情况下讨论各种选择。

日本防卫省9月29日公布的记者会记录显示，在被记者直接追问核武器、无核三原则以及核动力潜艇时，小泉强调目前没有预设最终结论，但认为防卫政策讨论不应事先排除所有选项。

更早的9月11日记者会上，他也明确表示，核动力潜艇不会被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

需要特别区分“核动力潜艇”与“拥有核武器”。

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

核动力潜艇指的是使用核反应堆作为推进动力，并不必然意味着装备核武器。

但当日本国内讨论同时触及无核三原则、核威慑以及核动力潜艇，这些议题叠加出现，必然刺激曾经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周边国家的安全敏感神经。

日本政府强调这些讨论服务于防御与威慑，中国则强调日本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应严格履行相关义务，并要求其继续遵守无核三原则。

这种分歧已经从历史记忆进入现实军事战略领域。

也正是在9月30日的外交部记者会上，一个措辞细节引起格外关注。

针对小泉进次郎有关核问题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在回答时使用的是“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没有加上“日本首相”职务。

也就是说，两份外交部正式记录之间，称谓确实存在变化。

不过，军事和外交分析最忌讳把一个措辞变化直接推演成已经确定的国家政策。

外交部没有公开宣布撤销对高市早苗职务的承认，也没有说明9月30日不使用职务称谓代表中日外交关系发生新的制度性降级。

因此，可以说“公开表述发生变化”，却不能仅凭这一句话断定中国已经正式采取了某种外交降格措施。

真正有分量的信号，还是中方连续围绕日本涉台、安全政策、核问题和历史认识表达强烈关切，这说明中日政治互信仍然承受明显压力。

同样需要冷静看待的，还有“日本考虑退出联合国”这一说法。

2026年日本国内当然存在对联合国效率、战后制度安排和日本国际地位的不满声音，围绕“敌国条款”的争论也很容易刺激更激进的舆论。

高市早苗9月22日在联大明确表示，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联合国，并称日本将继续承担责任；日本政府还专门举行加入联合国70周年纪念活动，并把强化与联合国关系列为目标。

官方公开材料中没有日本政府正在研究退出联合国的政策决定。

这点非常重要，因为“退出联合国”和“要求改革联合国”在战略意义上完全不同。

日本当前真正投入大量外交资源争取的，是修改联合国制度、推动安理会改革并扩大自身影响力。

如果选择退出现有体系，日本几十年来经营的多边外交资产反而会受到严重损失。

在现实国际政治中，日本更可能继续利用联合国平台争取制度改革，而不是主动放弃这个全球最大多边组织中的席位。

此次争议真正反映出的，是东亚安全环境中的“历史问题现实化”。

过去谈“敌国条款”，常被当作战后制度留下的一段历史尾巴。

日本越强调外部威胁迫使其强化防务，周边国家越可能把日本军事能力增长本身视为新的安全变量。

这样一来，就形成典型的安全困境：一方认为自己增加军力是为了提高防御能力，另一方看到的却可能是潜在进攻能力正在扩大。

对于日本而言，如果希望减少周边国家对其安全政策的疑虑，仅仅强调条款已经“过时”并不足够。

军费、导弹、防卫战略、武器出口以及核政策讨论都会直接影响外界判断。

朝鲜在此次问题上与中国出现类似立场，也应放在具体议题中理解，而不宜被简单包装成新的国际“阵营”。

所以，这场风波最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一句外交称谓，也不是网络上关于日本“退群”的夸张想象，而是东北亚国家之间战略互信正在被越来越多军事议题消耗。

日本若继续强化军事能力，同时又要求周边国家彻底放下历史形成的安全警惕，难度只会越来越高。

东亚真正需要避免的，是各方把彼此最坏的假设当作制定政策的起点。

联合国条款之争最终能否降温，取决于各国能否用可以验证的政策行动减少疑虑，而不是靠更加激烈的口号把分歧继续推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