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繁荣什么样的乡村文化

本刊首席记者 李雷

每逢节气，各大新媒体平台总会适时推出“节气海报”或相关短视频。而关注这些内容的，大多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虽然二十四节气被称为古人的“农业气候历”，但如今人们对它的关注，大多与农事关系不大，更多是因为人们的眼前心底总有一方乡土、一块田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文明”。即使从一般的文化角度考察，乡村文化也可以随时活跃在潮流最前沿。曾经，音乐家到乡村采风之后二度创作，许多作品风行一时家喻户晓，直至成为久唱不衰的经典。所以，乡村文化不只是“质朴”，更不是“土”。只要放开眼界，乡村文化便蕴含着无限可能。

乡村文化形式多样

乡村文化有多种形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让有形的乡村文化留得住，充分挖掘具有农耕特质、民族特色、地域特点的物质文化遗产，加大对古镇、古村落、古建筑、民族村寨、文物古迹、农业遗迹的保护力度。要让活态的乡土文化传下去，深入挖掘民间艺术、戏曲曲艺、手工技艺、民族服饰、民俗活动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由此可见，乡村文化也一样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

以记者近年来的采访所观察，在物质文化保护上，各地都有较好的落实。其中，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龚滩古镇最让记者惊叹。由于建设水电站，古镇所在的乌江水位上涨，当地政府实施古镇整体搬迁和复建，记者2024年到古镇调研采访时，走在古色古香的街道，完全感受不到复建的痕迹。

像龚滩古镇这样因为重大工程建设而实施整体搬迁、复建的传统古镇、古村落、民族村寨等，全国还有很多。令人欣喜的是，当前各地也在积极探索针对散落老旧民居的多元化保护路径。

在修缮建筑本体的同时，不仅要保留传统的建筑风格，更要让相关的民俗传统与民间文化得以活态传承，留住珍贵的乡愁记忆。

河南省长垣市丁栾镇官路西村，因位于北宋年间从开封府至河北大名府的官道西侧而得名。2022年，记者到官道西村采访，曾参观多座古色古香的民宅，其中一些已用作当地民俗物品的展陈场所。镇村干部告诉记者，这些老民居产权仍属于村民，政府及村集体负责维护和经营。

在非物质文化传承方面，各地也同样努力。记者曾经到云南省勐腊县勐腊镇曼旦村曼旦村民小组采访。在这个村子里，60岁的村民波罕丙2008年被评为象脚鼓舞省级非遗传承人，2018年又被评为国家级象脚鼓舞非遗传承人；同村的岩涛是州级傣族贝叶经制作非遗传承人。此外，该小组还有竹藤器具、织锦等手工艺人，他们依托传统手工艺的独特魅力，有效增加了乡村文旅对游客的吸引力。

当然，在调研、采访的过程中，记者也曾见到一些有特色、有历史的村落、建筑群、建筑物没有得到有效保护或利用；见到一些农民的手艺、技艺虽然精巧，但是得不到更好的展示。在这些地方，无论是物质文化还是非物质文化，因为是“司空见惯寻常事”，当地人看不到其背后的文化意义、产业潜力，或者虽然能看见，但是没有能力挖掘、整理和传承发展。这不免让人觉得可惜。

在文化保护上，国家一直有相关政策支持、法律支撑。今年2月，财政部办公厅、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开展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的通知》。此外，中央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还发布过‌《关于在城乡建设中加强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意见》。当然，‌《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2017年修正）也都是各地做好相关物质文化保护和发展的依据。

同样的，在非物质文化保护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共同构建了我国的非遗传承人认定与管理体系，各地应该依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做好非遗传承人的培育培养工作，让乡村文化真正繁荣起来。

需要强调的是，乡村文化的发展既需要政策扶持，更需要各地主动作为。在上述政策、法律体系之外，一切明山秀水、歌舞、手艺，只要是积极向上的，都可以扶持发展，通过产业化“以艺养艺”。如发展乡村游，往往先要保护好自然生态、维护好人居环境；而像画葫芦、扎笤帚、做花馍、手工制作鞋垫以及民族乐器制作等传统手艺，即便未被列入非遗名录，同样是鲜活的乡村文化。它们不仅能吸引游客，还能顺势开发出丰富的研学体验项目。

乡村文化与产业互为支撑

2025年，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苏超”）成为现象级事件。赛事不仅在网络上引发了持续的传播热潮，更实现了竞技体育精神与文旅商业价值的双丰收。

很多人都会觉得足球与城市更“般配”，但事实是，比“苏超”这样的城市足球更早风靡全国的是乡村足球——“村超”。

2023年底，记者到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调研采访时，村超才刚刚起步，但已经吸引了大量的关注。2024年，榕江旅游综合收入就突破了108亿元。而到了2025年，村超已吸引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球队参与，全网流量近1000亿次。事实上，除了村超，贵州省台江县的“村BA”、广西壮族自治区靖西市的“村乒”、海南省部分县市组织的“村排”等，也都进行得如火如荼。

很多“村字号”活动，都已形成产业，或带动产业快速发展。农业农村部社会事业促进司发布的《全国“村字号”文体活动情况报告》显示，“榕江县借助村超的火爆流量，推动‘榕江白茶’‘榕江百香果’等成为网络大卖的特色品牌，带动33家州级以上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624个农民专业合作社和155个家庭经济农场等经营主体快速成长”“山东省招远市举办全国村BA期间，周边餐饮、住宿业收入同比增长80%、50%，带动葡萄、苹果等农产品销售2800万斤”“2025年‘村字号’预计实现经济效益142.8亿元”。

旅游业专家指出，我国当前的文旅产业正在从“资源依赖型”向“创意驱动型”转型，人们的出游偏好也从追求“花费更多、走得更远”转向更加注重精细化服务和深度文化体验。这意味着，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既要坚守传统文化的保护底线，又要以创意盘活各种文化资源，打造出独具特色的乡村风貌，从而精准满足城市居民对诗意田园与精神栖居的向往。

各地蓬勃发展的“文旅融合”项目中，文化创意和文化传承正在并驾而行。2025年，记者到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县平坡镇阿尼么村采访。彝语中，“阿尼么”意为“鸟都不来的地方”，但这里现在却常年游客不断。在这个村里，原来是贫穷象征的石头，被重新整理成石墙、石壁，一些个体较大的巨石则被赋予人文故事；核桃树、古榕树与山石完美融合，并被赋予文化意义；老收音机、老电影海报、老式墙壁标语成为怀旧符号；加之露天音乐会的举办，以及为游客拍摄定制短片等现代互动文化项目的引入，所有这一切融合在一起，不但能吸引游客，还能留住游客。

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漾濞县平坡镇阿尼么村的露天音乐会。

如果说阿尼么村的实践是乡村文化在精神层面的深度唤醒，那么从更广泛的视角来看，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链接，在操作层面上往往更加多元。只要瞄准城市人群的需要，将清风明月、田园风光与城市生活方式巧妙嫁接，就能催生出“村钓”“村骑”“村咖”等新业态。

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举办的“大地流彩·全国首届和美乡村‘村钓’邀请赛”，吸引了14个省份近300位农民选手参赛。活动期间，当地还举办了撒网捕鱼、稻田抓蟹、手竿钓虾等渔事体验项目，吸引游客2.5万人次，带动旅游收入262万元。

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形式多样。记者曾经到云南省普洱市及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采访4个县12个村寨，几乎每个少数民族村都会组织歌舞队在当地演出，吸引游客，或者小规模向外输出。文化被打造成吸引游客的“软实力”，同时又是“劳务品牌”的“硬通货”，比如，普洱市西盟县的“佤山歌舞者”就是国内文艺演出的知名劳务品牌。

对于乡村文化的产业化，党中央、国务院一直十分重视，各部门先后出台各项措施进行扶持。中共中央宣传部、农业农村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广电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文艺赋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2027年）》，文化和旅游部等部门印发的《关于推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意见》等文件，都是各地进行乡村文化产业化时的政策依据。其中，“大地流彩——全国乡村文化振兴在行动”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内容十分丰富，各地也可以以之为契机，构建可持续发展的文化产业模式，进而推动文化产业集群创新，将沉睡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效能。

乡村文化产业大有可为，但在乡村文化的整理、继承和产业转化过程中，一定要把文化保护放在第一位，坚持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弘扬中华文化的优秀部分，确保优秀的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让文化传承和文化产业发展互为支撑。

乡风是乡村文化的一部分

文化有众多属性，商业属性只是其中一种，其本质属性是意识形态。此外，有学者还认为，文化具有民族性和社会性，系统性和阶段性，传递性及教育性等。乡村文化同样具有上述属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想智慧和精神追求”，深刻指出了我国乡村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

现阶段，乡村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是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在第六章“繁荣乡村文化，培育新时代文明乡风”中开篇就指出，要“提升乡村精神风貌”。要求组织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深入开展“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宣传教育活动。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施文明乡风建设工程，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加强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

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自2018年启动建设以来，作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的坚强阵地，已经成为学习传播科学理论的大众平台。记者采访过程中，对陕西省长武县等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记忆深刻。这些地方的新时代文明实践机构实现了三级贯通，并与党校、文明办、媒体、社区等横向结合，教育活动形式灵活，教育效果深入人心。

此外，记者在各地采访过程中，还欣喜地发现，现在的乡村，几乎村村都有村规民约。村规民约是培育文明乡风的重要载体，近年来，一些县、乡（镇），甚至省、市还对村规民约进行评比，确保其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采访中，通读各地的村规民约，大多都有家风建设的要求。此外，各地的“积分制”等治理举措，也都通过具体条款促进农村的家风建设。最典型的是“好儿媳”“好婆婆”评选、“勤劳致富”评定等。此外，“最美院落”等评选项目，看似和品德要求无关，其实也在助力文明乡风、文明家风的建设。由此也可以看出，乡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与乡村治理密不可分。

与治理手段的助推不同，乡村文艺活动在乡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中往往起到“润物无声”的作用。记者到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许家冲村采访时，就惊讶于村里文艺活动的丰富程度。当地不但悉心培养渔鼓调非遗传承人，还用地花鼓、渔鼓调等民间艺术形式，编排新节目进行表演。这些表演在传承艺术形式的同时，较好地传承了当地的优秀特色文化，更重要的是与时俱进地培育和塑造了今天的人和社会关系。

许家冲是三峡移民村，移民刚上岸，当地就排演了一出名为《丈夫出去打工》的戏，劝妇女们要支持丈夫出去打工；村里引入的企业多了，他们又排演了一出《丈夫打工回来了》的戏，告诉妇女们，丈夫在家门口务工不但不少挣，还能一起建设家乡；习近平总书记到村里考察后，他们又排演了《一江春水》，讲长江保护的重要意义，宣传“两山论”。可以说，每一出古调新词的戏，都是在“以文化人”，推动当地的全面建设和发展。

乡村文化在乡村治理、乡村建设等方面意义重大，这就要求各地在建设乡村文化过程中，不仅要用好非物质文化的教育功能，也要用好物质文化的教育功能。以建筑整理为例，多地挖掘整理红军、八路军革命遗迹，打造红色文化景点，都取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让乡村文化与时俱进

2024年，记者到陕西省永寿县采访，正好遇见挂职副县长姚红良在县图书馆对接书籍捐赠事宜。姚红良是中国银行苏州分行干部，有感于当地农村阅读率不高，他和苏州地区及中国银行系统联系，为当地捐书5552本，依托图书馆的乡、村阅读网络，把书送到农村。为何要聚焦乡村阅读？姚红良表示，读书是丰盈人生的最好路径，书籍中的视野和知识，远非其他媒介可比。

事实上，中国乡村社会历来重视阅读，读书识字的人在传统乡村社会受到普遍尊敬，会被贴上“明理”“有学问”等标签。但是，新中国成立前，农村识字率低下，“晴耕雨读”“诗书继世”注定不可能是全民行动，而只是人们的一种向往。

新中国成立前后，每解放一个地方，大都要为农民开办“扫盲班”“识字班”；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地方开办“夜校”等。随着教育的发展，农村人口的学历不断提升，各地又开始稳步推进阅读空间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村（社区）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农家书屋等，都成为农民学习、阅读的重要场所。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国”；2025年12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第823号国务院令，公布《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该条例标志着全民阅读工作从政策倡导迈向法治化保障新阶段，着力推进书香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注入持久动力。

从个人角度来说，阅读是获取知识、增长智慧的重要方式；从国家角度来说，阅读是传承文明、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途径。党和国家始终坚持不断提高人民素质，特别是农民素质。《枫桥经验：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记载，“枫桥经验”发展到上世纪80年代，就提出“酒香、衣香，更要书香”，把人的素质提升作为乡村治理的基础。

正是基于这种深厚的治理传统，我们深知，建设“书香中国”，最广阔、最关键的阵地必然在农村。

书香对人的改变和塑造是全方位的。能阅读科学类书籍的人，大多可以自觉抵制迷信活动；经常阅读人文类书籍的人，则会有更多的理解、爱和关怀。阅读是包括农民在内每个人不可或缺的精神家园。良好的阅读氛围，能够强有力地推动积极健康的乡村文化生根发芽，助力与时俱进的文明乡风蔚然成风。可以说，一个浸透了书香的乡村，往往也是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的乡村。

然而，在坚守阅读内核的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时代的变革。随着科技进入生活的领域日益加深，特别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深度赋能的当下，学习及阅读正经历深刻重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数字阅读要和传统阅读结合起来，守住我们的内核和素养”。在数字时代，刷短视频、玩游戏等“成瘾”行为已然是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要进行“数字解毒”，就需要在推动书香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注意相关的阅读学习引导，让真正的书香滋养乡土。

在这中间，农村儿童群体尤为需要关注。他们过度依赖电子产品的问题，不仅让家长担心，也牵动着全社会的心。农村儿童的教育及成长，事关国家民族未来，而阅读无疑是引导他们向好的一剂良方。为了帮助孩子摆脱屏幕依赖，各地农村都在积极探索。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目前最常见的做法是开设义务课后班。虽然课后班的活动不尽相同，但大多数都是通过作业辅导、阅读指导、益智游戏等方式，在启迪儿童心智的同时，有效激发他们的阅读热情与学习兴趣。

以课后班为抓手关爱农村儿童，正是基层创新阅读组织形式的生动实践。这启示我们，开展好基层全民阅读活动，在完善物理空间建设之外，更需在活动载体与组织形式上持续发力，以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比如山东省德州市临邑县林下镇的“老少同乐”阅读活动，就以“共读经典、传承记忆”为主题，精选红色故事、健康养生等适老读物与寓言故事、知识科普等儿童读物，构建跨代阅读交流场景。老年人结合亲身经历讲解革命历史与乡土典故，少年儿童则用童声分享阅读心得，“老带小、小促老”，实现知识与情感的双向传递。该镇还针对3—12岁儿童群体开展“童阅时光”活动，活动设置沉浸式阅读区、故事演绎台和科普互动角三大板块，用“故事接龙”、“角色扮演”、阅读心得交流等趣味形式，激发儿童阅读兴趣。

事实上，过去的读诗会、字谜活动、专题阅读、同题阅读等，都可以加以改造，适用于今天的全民阅读推广。

《推动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一文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至2025年3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其中2019年8月21日，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指出，“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不断提升人民思想境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就能更加厚重深邃。”从总书记的这一殷殷嘱托中，我们不难看出，乡村文化要与时俱进，人民的精神力量才能不断提升。

所以，我们要繁荣什么样的乡村文化？我们要繁荣形式多样的乡村文化，要繁荣与产业互为支撑的乡村文化，要繁荣能促进乡风不断文明的乡村文化，要繁荣与时俱进的乡村文化。

来 源：《中国乡村振兴》杂志2026年第19期

总监制：姚卜成

监 制：韩世雄

编 辑：张琼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