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人物   吴南瑶：印象巫鸿

在2022年《豹迹——与记忆有关》出版之前，巫鸿留给大众的印象，是一个在西方学术体制内为中国美术史建立话语权的重量级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深度介入中国当代艺术现场的策展人与批评家。而这本侧重于早年生活与求学经历的文章集结，第一次把他的家世背景、情感世界、文学面向等林林总总推到了前台。但正如巫鸿所认定的，所有的回忆都是对往昔的重构，是以“现下的我呼唤过去的我”，任何采访者所记叙的巫鸿，也不过是结合了采访人自身经验与当下环境的一种“片面”解读。

一

9月26日，巫鸿受邀在上海美术馆（中华艺术宫）以《何处觅辛追？——作为总体艺术的马王堆汉墓》为题作了一场讲座。

他有一种让人意外的松弛。

岁月并未在他身上留下痕迹，身形依然挺拔，无论是讲座还是采访，他始终保持着专注和投入，自嘲自己是不是又要超时，不挑剔问题的质量，让人完全感受不到任何疲倦或不耐，透过玳瑁方框眼镜，他的目光炯炯，让人想起四十多年前在哈佛湖边留下灿烂笑颜的青年。

要知道，坐在你面前的这个人，那个年代的人所能经历的荒诞和苦难他都经历了，他的人生被时代反复打断、又被他一次次接上：住过牛棚，接受过再教育；1972年进入故宫，在书画组、金石组任职，站殿六年；1978年重返央美读硕；1980年三十五岁赴哈佛，师从张光直，获美术史与人类学双博士，七年后获哈佛终身教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执“斯德本特殊贡献教授”讲席，以一己之力建立东亚艺术研究中心并担任斯马特美术馆顾问策展人；上世纪80年代，他是最早为木心、罗中立等留美艺术家筹办展览的人，也因此被陈丹青借用了风靡全球的一部意大利电视剧的名字，称其为“我的天才男友”……如果他带着某种凌厉、骄傲，或者一种“熬出来了”的紧绷，都不会让人奇怪，但巫鸿一个没中。

1981年，巫鸿摄于哈佛大学湖边

他的夫人蔡九迪（Judith Zeitlin）曾在被问及怎么形容丈夫时脱口而出：“他是个天才。”但那次采访中，她又接着说了一句有意思的话：“我依然很多时候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这大概是理解巫鸿的一个入口。一个交付给公众的巫鸿，和那个被蔡九迪称为“天才”的巫鸿之间，隔着一整个浩瀚的精神世界。公众看到的，其实只是冰山露出水面的那一角。

二

1963年，十八岁的巫鸿“干脆考了美院的美术史系”。起初，他想画画，想当艺术家，但后来他读到一篇文章，讲米开朗琪罗给教皇画肖像，教皇不满意袍子的颜色，于是米开朗琪罗就把颜色换了。

“那样一个大艺术家，连一个袍子的颜色都决定不了！”

这个故事让他震动。一幅画摆在美术馆里，人们赞叹它的构图、色彩、笔触，以为这一切都来自艺术家的才华与选择。可事实并非如此。这个领悟，就是巫鸿日后“一切都和人有关”的艺术观最初的种子，在哈佛大学的人类学训练，进一步加强了他对这个观念的挖掘，他把这种目光带进了对武梁祠、对墓葬、对“重屏”的研究，也带进了对当代艺术的策展；他不像一般中国研究那样注重图像认定，也不像西方研究那样囿于分析艺术风格，他以“中层研究”“总体艺术”改写了西方学界理解中国视觉文化的框架。2022年，美国高校艺术协会将“艺术写作杰出终身成就奖”授予他，表彰其以大量不同视角的写作“将中国视觉文化带入学者和一般读者的视野”。

1972年，消解了无妄之灾的巫鸿被分配到故宫。他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六年，但一直到出国前，八年里，他都寄身在临近珍宝馆的破屋里，窗户是纸糊的，晚上能听到虫鸣，同事爱讲鬼故事吓唬人。第一年的工作是“站殿”——天天擦玻璃、拖地。巫鸿是靠图像来记忆的人，对于这段岁月，他记得最清晰的是挂在内殿墙上的一幅清末画家任熊的自画像，画家光着头，裸露着上身，记忆中，那幅画和身高一米八十多的巫鸿“一样高”。

任熊自画像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被困在巨大的未经修缮的宫殿里，每天擦玻璃，陪伴他的是一幅一百年前一个同样不得志的画家的自画像。但画像上的人那么恣意有力。

1981年秋天，巫鸿在哈佛大学的湖边留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中的青年穿着一件白布褂子，蹬一双回力球鞋，黑发飘飘，笑容阳光，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帅极了。

1980年，巫鸿去了哈佛。

一个在故宫博物院工作了六年、已经三十五岁的人，突然考上了世界顶级名校的留学生。父亲巫宝三也曾在哈佛求学，听说儿子要去母校，比他还激动，不厌其烦地告诉他“该去哪里买书，去哪里吃饭”。后来巫鸿在哈佛广场上发现，父亲说的一家餐厅居然真的还在！

有研究者后来用“游侠”来形容巫鸿——“先修炼了独善其身的武功，又实现了兼济天下的梦想”。但那个在故宫擦玻璃时遇见任熊自画像的他，大概绝然想不到自己以后会走向哪里。他只是“每天‘看着’它。”

三

巫家的传奇，值得写一部书。

《豹迹》中，巫鸿对家世的书写是克制的、碎片化的，而后，在不断被问及下，巫鸿与姐姐巫允明决定合写一本更完整的家庭之书——《我们家——一滴水映照的历史》，写作动机正如书名：并非怀旧，一个家庭如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一个跨越二十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家庭的图景，写下来可能获得超出个人的意义。

1938年，孙家琇，巫宝三在取道欧洲回国途中结婚 © 舞蹈学术志

父亲巫宝三与母亲孙家琇，一个是江苏句容农村走出来的经济学家，一个是天津洋场长大的戏剧文学研究生。两人是1930年代在哈佛校园里相遇的。抗战爆发的消息传来时，巫宝三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孙家琇也即将完成学业。两人很快选择中断学业——国家在打仗，那就回去。归途曲折，美国已经没有回国的通道，取道欧洲，在中国驻柏林使馆里办了婚礼后，从意大利乘船到香港，再坐上人畜共处、门窗紧闭的闷罐车，经越南海防回到中国，历尽艰辛抵达昆明时，两人几乎身无分文，一度靠变卖衣物度日。之后，巫宝三进了已迁至昆明郊区农村的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孙家琇则去了西南联大任教，每天上班和回家，要走二十多里的田埂路。

1941年，抗日战争中的巫宝三，孙家琇，和在襁褓中的巫允明 © 阿特传媒

同样经历过“少年维特烦恼”的巫鸿，对父母的早期印象停留在两个人在饭桌上从不讨论柴米油盐，聊的是学问，是书，是这个国家该往哪里走。父母留给他的，一定还有那一辈中国知识分子血液中正直纯粹的精神底色。

巫宝三与孙家琇在哈佛的相遇，那个“在校园里遇见一个和你趣味相投的人”的故事，在这个家庭里，发生了两次。同样相遇在哈佛，蔡九迪研究明清文学、戏剧、音乐和视觉文化。巫鸿父母都是教师，姐姐巫允明后来也做了一辈子舞蹈史研究，而蔡九迪的母亲也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研究古典戏剧。他们学科不同，精神相通。

作家王安忆说：“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四

巫鸿曾在芝加哥的家中接待中国去采访的记者。家里每个房间都有艺术品，其中有一幅被认为是中国数字艺术先驱的缪晓春表现北京的作品，画面很密，以多媒体技术，把一座急速变迁的城市过去与现在浓缩在一个画面中，巫鸿指点着说：“我喜欢看里面的细节，那些人在干什么。”

他的书桌上有两台连在一起的电脑。一台用书垫得很高，坐累了可以站起来用它继续工作，站累了再坐下换另一台，工作就是休息。在“以文会友”巫鸿个人文献展上，那台被巫鸿敲穿的电脑键盘让观展者得以“目睹”了他背后的努力。他是个擅于表达的人，但个性中严谨的一面，又从不允许他落入“夸夸其谈”的陷阱。在他漫长的从教生涯中，他乐于精心准备讲稿，《第一堂课》就是汇总了哈佛、芝大、北大所开设课程的开篇讲稿；《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也是从通识课基础上发展来的；甚至在这次接受中华艺术宫的讲座邀约后，对于这个可以说手到擒来的话题依然准备了演讲稿。他把研究、写作和他眼中最重要的本职工作教育连在一起，因此稳定而又高产。

汉学家蔡九迪

聪明、有判断力，蔡九迪毫不掩饰自己对丈夫的欣赏和骄傲之情，但“他不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又是巫鸿个性中很特别的一点：太多学者专家以完美主义自傲，但巫鸿却清晰地把控着自己的抱负和欲望，只是沉下心来，务实地把能做的事一件一件极有效率地做下去。数十年如一日，他保持着勤勉和对于这个世界的好奇，不追逐名利，接受水到渠成。

巫鸿从小就喜欢运动，曾经得过北京市中学生400米跑冠军。拥有最美天际线的芝加哥依傍着密歇根湖，湖面浩瀚如海，到了夏天，巫鸿夫妇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依然是去湖里游泳。

五

《豹迹》的书名来自1978年巫鸿写下了的一篇同名散文。那年，他已从故宫博物院回到央美美术史系。作为学业的一门实践课，他和同学前往新疆克孜尔石窟按窟号为壁画遗迹拍照。四十多天后，他被一种不知名的病症击倒，不得不在库车躺了十几天，等待不定时开通的回乌鲁木齐的飞机。时间变得如同胶质般粘稠，梦魇占据了大部分时间，当他稍微力有所支，写下了那篇《豹迹》。

在文章中，他将自己幻化成一个行走于1902年的美术史学生，如何在一位尼亚孜老汉的陪伴下，带着两头驴子，从敦煌开始，走过千里沙漠、戈壁，经过尼雅、于阗、莎车，经历了一场人神交接的奇幻旅行后，抵达当地人口中的“密特拉”，古吐火罗语中的“天堂”之地。

从这篇随笔中可以看到，巫鸿很早就拥有了这样的能力，把自己的真知灼见和价值观嫁接在丰富的想象力和深藏不露的诗人气质中，他的文字也因此拥有了难以被复制的张力。

巫鸿书房

今年，巫鸿受邀在纯文学期刊《收获》上开设了一个随笔专栏，“我希望探索一种既非传记文学，又非学术写作的新类型。”

“我总喜欢扩大原来的认知和经验，推开自我的边界”，所以，八十岁了又怎样，巫鸿说“心态年轻，人就是年轻的”，他也真的因此拥有了所谓的“无龄感”。

《豹迹》结尾处，巫鸿写了一只为了自由甘愿断爪的雪豹，勇敢而高贵。

像一个游侠。

原标题：《封面人物 吴南瑶：印象巫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