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党潜伏敌人内部，晋升过快心慌报警，中央领导指示大胆往上爬！

1946年9月，上海一处军统羁押场所，李时雨被捕后，审讯人员反复追问他的真实身份，却始终找不到足以证明其“通共”的证据。这个曾在汪伪政权中身居要职、后来又进入军统系统的人，表面上履历复杂，实际上每一次身份转换，都有着严密的组织安排。

真正让李时雨感到不安的，并不是敌人的怀疑，而是自己的晋升太快。

他曾向组织请示：“这样下去，会不会走得太远？”得到的答复十分明确：“继续往上爬。”这句话听起来简单，背后却是地下斗争中极大的信任与风险。

1908年，李时雨出生于黑龙江巴彦县。少年时期，他喜欢《水浒传》，仰慕书中人物的侠义气概，曾改名“李时雨”。那时的他或许还没有想到，后来的人生不会走一条安稳的读书、任职之路，而会在民族危亡中不断改变方向。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正在求学的李时雨参加了反帝爱国活动。1926年，他进入北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最初，他希望成为一名替贫苦民众申诉的律师，然而“九一八事变”改变了许多东北青年的命运。故乡沦陷，个人前途便不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事情。

1931年，经友人介绍，李时雨接触到地下党组织，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是进入东北军系统，开展抗日宣传并搜集情报。由于熟悉东北情况，他先后在张学良相关机构和国民党军政部门任职，逐渐接近了能够接触重要信息的位置。

这类工作不靠轰轰烈烈的场面取胜。一次谈话、一道命令、一份调动文件，往往都可能成为有价值的线索。李时雨办事干练，善于交际，很快得到上级军政人员赏识。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他仍在军政系统内部，对东北军处境和各方势力变化有了更直接的观察。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张学良被长期扣留，东北军内部局势随之变化，李时雨也离开了原来的岗位。身份结束了，任务并没有结束。

转赴天津后，他进入天津高等法院担任检察官，以合法职业作掩护。检察官的身份，使他能够接触案件卷宗、司法人员和社会名流，也为党组织开展秘密工作提供了便利。一次运送电台设备的任务，便是在这种掩护下完成的。

电台属于严格管制物品，整部携带很容易引起盘查。李时雨便把设备拆散，分批购置零件，再设法利用法院方面的车辆转运。途中有人询问，他只说是去接家属。事情并不复杂，却考验着临场判断，任何一个细节出错，后果都可能十分严重。

在天津任职期间，他还利用职务便利接触案件材料，设法保护被捕同志。妻子孙静云也参与了部分秘密工作，夫妻二人一明一暗，承担着传递消息、联络人员和掩护同志等任务。

1939年，李时雨奉命打入汪精卫集团。汪伪政权当时急于拉拢社会名流和所谓“国民党代表”，试图给卖国合作披上一层政治外衣。李时雨顺势接近汪伪上层，凭借法学背景和出色口才，逐步取得信任。

他后来成为汪伪立法机构成员，并得到陈公博的重视。1941年随陈公博到上海后，李时雨在公开身份上越来越显赫，接触到的情报层级也越来越高。对地下工作者而言，这既是机会，也是危险的边缘。

有意思的是，他参与筹办的一本刊物，表面上为汪伪政权的政治主张服务，实际却成为传递资料、联络人员和掩护进步人士的工具。许多事情不能留下痕迹，只能借助公开机构完成秘密任务。身份越高，能够触及的内容越多；暴露之后，承担的代价也越重。

1945年日本投降，汪伪政权迅速瓦解。按常理说，李时雨应当尽快离开这段危险经历，可军统人员余祥琴却向他发出邀请。由于余祥琴本人也曾在汪伪系统中活动，他需要借助熟悉内部情况的人重新建立关系。李时雨于是再次转换身份，进入军统上海系统，负责搜集共产党方面的情报。

这正是他向组织请示的原因。此前潜伏在汪伪内部，已经足够危险；如今又进入专门侦缉地下人员的机构，稍有疏忽，便可能牵连同志。组织没有让他后退，而是要求他继续利用这个位置。那句“大胆往上爬”，不是鼓励冒险，而是判断其身份仍有价值，必须把情报渠道延伸到更深处。

在军统任职期间，李时雨表面上搜集共产党情报，暗中却设法传递军统行动计划，帮助部分同志转移。戴笠去世后，原有的保护关系发生变化，他与地下组织的联系也更加谨慎。遗憾的是，长期处在怀疑之中，最终仍未能完全脱身。

被捕后，军统方面多次审讯，试图查明他的真实关系。李时雨遭受酷刑，却没有供出组织秘密。审讯人员找不到确凿证据，只能以“玩忽职守”等罪名判处他有期徒刑七年。这个判决本身，也从侧面说明他们始终没有掌握真正的核心事实。

1949年，国民党统治区财政和监狱管理陷入混乱，李时雨获释。十五年间，他先后出入东北军、司法机关、汪伪政权和军统系统，承受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升迁，而是一层比一层更深的伪装。对地下党员来说，职务越高，掌握的情报越多，暴露时的危险也越近。李时雨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不能回头、也不能留下姓名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