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野战军主力去打锦州的范汉杰，被十六万解放军困在长春的郑洞国，为何不带着十万守军突围逃跑？

细看看战争片的读者诸君肯定会记得“刘亚楼，你记一下”的名场面：“以四纵、十一纵，加两个师强化塔山防线；二、三、七、八、九，五个纵队加六纵十七师，包打锦州；十纵加一个师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阻击廖耀湘兵团；十二纵加十二个独立师，围困长春；五纵、六纵两个师监视沈阳；一纵作总预备队。”

综合公开资料统计可知：东北野战军主力开赴锦州攻坚，围困长春的是第十二纵队及独立第五、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师，第十二纵队南调后，独立第一、第三、第四、第十二、第十三师和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和十四个独立团，参加围城，总兵力为十六万人。

时任东北“剿总”中将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官、吉林省主席的郑洞国，也在《困守孤城七个月》（收录于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汇编的《原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战场记忆（之三大战役）》，本文引述史料均出于此书）中盘点了自己的兵马：“两个正规军及兵团部所辖直属部队约六万人，地方游杂部队及后勤人员约四万人，共十万人左右。”

十六万人围困十万人，按理说是围不住的，兵法有云：“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故小敌之坚，大敌之擒也。”

东北野战军虽然人数占优，但并没有达到两倍，十六万人确实不少，但围困偌大的长春城，肯定不会围得铁桶一般，而且长春有坚固的城防工事——长春就是岳飞念念不忘的“黄龙府”，从唐朝开始就是军事重镇，也是伪满洲国的“新京”，笔者曾去过伪满“帝宫”参观，知道长春确实是个易守难攻的坚城，数十年前的规划也很超前，市内道路宽敞通达，调兵遣将极为便捷，郑洞国到长春后又大兴土木准备负隅顽抗，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食粮。”

郑洞国虽然曾有过固守的决心，但解放军扫清外围把长春变成一座孤城后，他也起了逃跑的心思，但最后还是在其主力六十军、新七军起义和放下武器后算是投诚了，郑洞国为什么没有趁着东北野战军大举南下之际突围逃跑，也就成了有意思的问题了：他为什么不跑？是不想跑还是知道跑不掉？

跟郑洞国一起被困的“长春市长”尚传道回忆，当时在东北的国民党军只剩下锦州、沈阳、长春三个各个不能相顾的孤立据点，实际上已成为瓮中之鳖，可是老蒋并不甘心退出东北，严令郑洞国死守长春“固守待援，相机出击”，而郑洞国第一兵团能指挥的的部队只有李鸿新编第七军三个师、曾泽生第六十军三个师，吉林省保安旅何大刚部一个旅，第一兵团直属特务团，吉林省师管区的“志愿兵团”骑兵旅和由吉林逃来的警察编组的省警察总队等正规部队和游杂部队共约十万人，守住长春尚且困难，主动出击更是痴人说梦。

郑洞国说自己也不想陷入长春这个死地：“在一九四八年三月初旬，我曾向卫立煌请假到北平治病，卫已同意。我拟趁此机会，脱离东北这个苦恼的环境。我曾主张放弃长春，将东北国民党军主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而蒋介石却认为放弃长春对国际影响太大。固守长春，可以减轻沈阳、锦州的压力。我对于蒋的这种看法，虽不敢表示异议，内心是不同意的。这次要我负责固守长春，在情绪上我是有抵触的。在我来长春之前，许多朋友曾劝我不要接受这个危险的任务。”

老蒋这个人就像葛朗台一样，屁大点地方也舍不得丢，总是留下芝麻丢了西瓜，长春在老蒋眼里是西瓜而不是芝麻，他是万万使不得丢掉的，结果自然是他大小都想守，结果大小都丢了。

锦州丢了，老蒋还想抢回去，所以并没有让廖耀湘和侯镜如紧急驰援长春，一方面可能是两城相距太远救援不及，另一方面是他认为他有海空优势，锦州比较“好打”，收回锦州，长春之围不解自解。

锦州战役起止时间为1948年10月7日到10月15日，长春解放是10月19日（也有史料说是18日，郑洞国说自己放下武器是10月21日），老蒋确实不能给予郑洞国实质性支援，那么郑洞国有没有可能趁着徐州激战正酣之际逃离长春呢？我们还是来看看其部下的回忆。

时任六十军军长的曾泽生（起义后任解放军五十军军长，1955年授衔中将）在《长春起义的抉择》中回忆，他们当时只有三条路可走：一是死守长春，其结果必是城破被歼；二是向沈阳突围，其结果是必将被解放军歼灭在长沈途中；三是反蒋起义，只有这一条才是活路。

属于滇军的曾泽生自然是要选第三条路的，老蒋嫡系新七军李鸿，则是认为自己打不动也跑不动了，他明确告诉曾泽生：“五十六师，不行！连六十一、三十八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是圈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就散了！”

连新七军都不想突围，郑洞国想跑出去，那就更是难上加难了，李鸿因为身份比较特殊，所以我们很难看到他的回忆文章，新七军副军长史说写了《新编第七军在长春》、参谋长龙国钧写了《长春解放的一些细节》，从史、龙两人的回忆中，我们不难看出新七军当时已经是兵无战心将无斗志。

李鸿当时已经患病，但据曾泽生观察，李鸿之病还没有严重到爬不起来的程度，他是完全灰心丧气，才把决定权交给了副军长和参谋长。

李鸿“卧病在床”，郑洞国召开军事会议，一本都是史说参加，1948年10月10日前后（具体哪一天史说记不清了），长春守军收到老蒋飞机空投郑洞国、曾泽生、李鸿的亲笔信，意思是空投粮弹无法继续，长春守军应即刻向东突围，转进至抚顺以东的营盘，再转到营口。

老蒋在10日到15日之间连续空投三次亲笔信或发电报命令郑洞国突围，“如再拖延时日，将受严厉之军法制裁”，同时又表示会在郑洞国突围的时候派飞机掩护，但郑洞国与曾泽生史说密商后认为突围绝对是死路一条：“官兵久饿，脚肿得难以行走，不用说突围不出去，就是突出去了，七八百里路，中间无一援军，这不明明是死路吗？”

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更是完全打消了突围逃跑的念头，李鸿当甩手掌柜，史说和龙国钧商议后认为军心已涣散，突围是没有希望的事，徒然将全军引入死路：“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本不应再参加这次内战，但现情况不允许再干下去，便应洗手不干了，留在解放区，永远做个平民算了。我们引导全军投诚。”

除了突围逃跑外，史说和龙国钧还有两个选择，那就是起义与投诚，这两种方式的待遇当然是不同的，但史龙二人因为有顾虑而选择了放下武器但不算起义：“新三十八师的下级军官中有人迷信孙立人，如果起义，可能会发生动乱，如果突围，又要死几千人，不如放下武器。于是再去同解放军联系，协定新编第七军自动放下武器，解放军保证郑司令官以下官兵生命财产安全。军官如愿意参加解放军的，按解放军同级干部待遇，不愿参加的，遣送回原籍，不加侮辱。”

虽然大家都知道起义比投诚待遇好，但新七军的情况比较特殊，有的部队不肯起义只肯投诚，所以失去了像曾泽生、陇耀、白肇学一样担任解放军军长、师长的机会，郑洞国也不及后来在湖南起义的陈明仁，但比杜聿明还是要强一些的——同为黄埔一期生，郑洞国在东北的军职高于陈明仁：郑曾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陈明仁守四平的时候，是七十一军军长后升任第七兵团司令。陈明仁1955年授衔上将，郑洞国当了水利部参事、国防委员会委员，杜聿明则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了十年。

郑洞国没有起义，但至少享受了投诚待遇，他违抗老蒋突围命令，也有自己的打算：“我判断，沈阳、锦州可能先长春而解放，到了那时，长春成了东北唯一孤点，我或者还有可能乘飞机离开，这是最好的前途；其次是战死或被俘，这是最坏的前途；最后，如果共产党不杀我，给我做一个老百姓，我认为这也是好的。”

郑洞国的结果比他想象的要好很多，但不管怎么说，他都没有最后带队突围的想法，因为前期他曾试探性突围，但除了损失惨重之外，毫无逃跑希望，他也就只能在部下纷纷起义、投诚之后，象征性地进行一番抵抗（朝天放枪）就放下武器，这样对老蒋和自己就都说得过去了。

战机转瞬即逝，东北野战军南下锦州，看起来是郑洞国突围逃跑的“良机”，但该不该跑，跑不跑得掉，只有困守长春的蒋军高级将领才心中有数，那么在读者诸君看来，东北野战军主力去打锦州的范汉杰，被困长春的郑洞国没有趁机突围逃跑，是不想跑还是跑不动？如果他们不顾一切地突围逃跑，结果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