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欧洲，军费狂飙！英国新首相被迫“二选一”：要航母还是面包？

在讨论英国外交政策的转向之前，需要明确一个基本的地理与经济事实。英国是一个位于欧洲大陆西北边缘的岛屿国家，其经济高度依赖全球贸易，特别是金融、教育和高端制造业等服务领域。

在离开欧盟后的几年里，英国一直试图在国际舞台上寻找新的定位，这一过程被前任政府称为全球英国。然而安迪·伯纳姆领导的新政府目前发现，这种定位在资源匮乏和地缘政治动荡的现实面前正面临剧烈修正。

一个反常且引人注目的点在于，尽管英国国内正经历着生活成本危机和公共财政紧张，伯纳姆政府却在防务计划中设定了一个惊人的目标。到2035年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点五。

如果算上韧性与广泛安全领域的投入，这一数字将达到百分之五。这是一个冷战水平的开支比例，与当前英国仅为百分之零点五左右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形成了剧烈冲突。这个数据不仅是防务指标，更是观察新政府如何处理理想与现实之间裂痕的关键窗口。

伯纳姆政府上台时面对的外部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复杂。美国作为英国长期的安全支柱，其政策的不可预测性正在增加，特别是考虑到特朗普政府可能采取的孤立主义立场。

与此同时，中国在绿色技术、电动汽车和人工智能领域的工业扩张，正在重新定义全球竞争的规则。在这种背景下，伯纳姆的选择不再是英国想要成为什么，而是英国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须放弃什么。

政府首先将目光投向了欧洲。

这并非出于政治情感的回归，而是基于经济安全的最优解。欧洲依然是英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英国在食品、动物产品和能源排放方面的标准与欧盟高度重合。

伯纳姆政府设定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即在2026年底前，将英欧之间关于食品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排放交易体系以及青年体验计划的意向转化为具体协议。这些举措的目的是降低贸易壁垒，为停滞不前的英国经济注入流动性。

图1 2025年英欧峰会期间的欧盟与英国领导人会晤｜来源：欧洲理事会

然而重返欧洲的努力立即遭遇了结构性的阻力。布鲁塞尔的决策者们已经习惯了没有英国的运作模式，他们更倾向于维护单一市场的完整性，而不是为伦敦提供特殊待遇。

伯纳姆面临的压力在于，如果他不能在工党的下一份竞选纲领中明确英国是否最终会加入欧盟关税同盟或单一市场，他在布鲁塞尔的谈判筹码就会大打折扣。这种模糊性虽然能暂时平息国内的政治争端，却增加了外交上的不确定性成本。

为了抵消在欧洲方向的阻力，伯纳姆政府开始推行一种战略中等强国的角色。

这意味着英国不再试图在所有全球事务中发挥领导作用，而是选择与日本、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处境相似的国家结盟。

图2 英国外交、联邦与发展事务部办公建筑｜来源：FCDO

这些国家共同面对着在超级大国之间寻找生存空间的难题。英国计划利用2027年主办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契机，推动人工智能治理和气候变化合作议程。这是一种功能性的外交，侧重于具体领域的规则制定，而非传统的军事霸权。

在对美关系上，伯纳姆政府表现出一种务实的距离感。虽然军事和情报联系依然不可替代，但英国在数字服务税和在线安全监管方面的立场与美国科技巨头的利益发生了直接碰撞。

美国政府此前已经冻结了旨在促进科技投资的技术繁荣协议，原因正是英国拒绝在数字监管上让步。伯纳姆的选择是加强与欧盟在数字治理上的协调，利用欧洲市场的整体规模来对抗来自美国的政策压力。

这种做法的风险在于，一旦华盛顿采取报复性关税，英国单一的经济结构将显得脆弱。扩大对美影响力的培育因此需要覆盖白宫之外的渠道，通过经营国会议员和关键产业的关系，使双边往来建立在更广泛的基础上。

对华政策则构成了一股更深层次的阻力。英国不仅需要中国的市场和投资，更需要在全球议题上与北京对话。但中国在多个产业领域的成本优势，已经对英国和欧洲的相关产业构成了生存威胁。

伯纳姆政府不得不重新评估大学对中国学生学费收入的依赖，并研究如何降低这种依赖带来的学术干扰风险。英国必须在维持礼貌对话的同时，与欧盟共同制定应对中国工业竞争的保护性措施。

这要求英国在非敏感领域享受廉价进口产品带来的增长红利，在战略领域则筑起高墙。英国需要尽早判断在应对中国产业竞争方面与布鲁塞尔协调立场的程度，因为双方虽然利益重合，但产业结构并不相同。

防务承诺是所有这些政策推力的终极考验。

目前英国军队同时承担着从北大西洋巡逻到印太地区部署的繁重任务，但预算却难以为继。伯纳姆政府被迫作出了战略取舍，决定将防务重心重新收束到欧洲大西洋地区。

图3 2025年6月在印太地区航行的威尔士亲王号航空母舰｜来源：英国

这意味着英国将承认自己无力在太平洋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转而通过奥库斯伙伴关系提供技术和潜艇支持。这种收缩是务实的，因为欧洲防务要求英国必须优先保卫其家门口的空中、海上和网络空间。

这种任务收缩并没有减轻财政压力。要实现百分之三点五的国防支出目标，政府必须找到可信的资金来源。在医疗和福利支出不断攀升的背景下，如果不增加税收，就必须大幅削减其他公共服务支出。

现有的防务项目清单如果不进一步压缩，资金缺口将无法弥合。这种财政上的紧迫感正在迫使伯纳姆政府重新考虑与欧洲的防务合作，例如重启加入欧洲安全行动融资工具的谈判，通过联合采购来分摊成本。

英国核威慑力量的维持也处于这一博弈的中心。在全球核不扩散体系压力增大、中东核竞争风险上升的环境下，放弃核武器被认为会极大地削弱英国的国际地位。尽管成本高昂，伯纳姆政府依然选择保留这一能力。

为了缓解对美国的过度依赖，英国正在探索在维护和运用核力量方面提高自主程度的途径，这反过来又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防务任务和能力项目的选择最终必须落实为可执行的财政安排。

在这一系列复杂的力学作用下，英国的处境正在发生深刻演变。

它正在从一个试图维持全球帝国遗风的角色，转变为一个聚焦于欧洲安全、依靠多边规则维持影响力的中等强国。这种转变是痛苦的，因为它意味着必须承认能力的边界。

伯纳姆政府的外交成效最终将取决于他能否在国内建立一种共识，即安全与经济增长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如果没有稳健的经济基础，任何宏大的外交愿景都只是沙上筑塔。

如果没有有效的国际合作，英国的经济增长将持续受到外部冲击的侵蚀。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决定了，英国必须在未来的关键节点上，在对欧贸易协议、防务开支落实以及中等强国联盟建设上取得实质性突破。

通过对事实的梳理可以看出，伯纳姆政府的外交政策不再追求象征性的光辉，而是在进行一场关于优先次序的防御性战斗。每一个承诺的背后都对应着一项具体的财政取舍。

这种复杂性构成了英国外交的新常态，也为外界观察这个老牌大国如何在多极化世界中进行自我重塑提供了数据点。英国正在尝试证明，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如果能够精准匹配其承诺与资源，依然可以获得安全与繁荣。

但这要求决策者必须具备极大的政治勇气，去戳破关于地位的幻觉，并直面那份沉重的防务与经济账单。伯纳姆政府的战略取舍，本质上是在为过去的政策波动支付成本，并试图在新的国际坐标系中锚定自己的位置。

策划丨林原

文稿丨艾冉

排版丨张纾

责审丨蒲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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