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大学宿舍门口,一位五十来岁的保安大爷穿着便服,手里攥着一部手机。他刚抓住一个正在偷拍的女人,准备报警。手机是证据,偷拍者就在旁边,人证物证都齐了。
可很快他就被一群女生围住。她们声嘶力竭地声讨他,要他立刻交出手机,骂他越权、骚扰、偷拍。大爷一遍遍解释:“我是抓人的,这人在偷拍,我已经打了110。”没有人听。人群越围越紧,推搡和指责交织在一起,直到警察到来,场面才勉强散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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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爷按他这辈子习惯的规矩办事:发现可疑,跟着,抓住现行,夺下手机,报警。这套动作在二十年前的校门口,大概会有人过来帮忙;在他熟悉的世界里,事实摆在那里,谁对谁错一目了然。他是那种典型的底层务工者,大半辈子靠体力、靠责任、靠把事情做对来换一口饭。他信“有理走遍天下”,信公民可以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信保安该及时报警并保护现场。这些在旧章程里都是常识。
但是时代变了,现在不但没有人帮他,而且还纷纷指责他,骂他。
评论区里面大家都纷纷讨论,为什么没有一个女的是帮大爷的,都是帮助偷拍者,因为偷拍者是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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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着他的人并不觉得自己在做恶事。她们认为自己在保护同性别,在伸张一种更高的正义。身份先于事实,站队先于证据。手机在他手里,偷拍者就在旁边,整条链条清晰完整,却毫无用处。评论区里面还有很多为女生叫好的,比如至少胡搅蛮缠的女生很勇敢。
这仅仅只是抓偷拍。如果这个偷拍的人偷拍的是国家机密呢?大概率女生仍会站在偷拍女这边,因为在某些人的逻辑里,性别早就压过了国籍、压过了是非。打拳到这个份上,已经没有基本的逻辑和常识了。
我觉得,女权如果要有长期生命力,必须建立在证据、道德高地的基础上,而不是把“打拳”理解成无条件站队。当物证人证都指向“有人在制止侵害”时,仍以“他是男的、是保安、是中年人”为理由围攻,实质是把身份叙事抬到了事实之上。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件事里还叠着一层清晰的阶级裂痕。大爷这一代人,是最后一批还把“把事情做对”当常识的底层劳动者。他们收入不高,话语权更弱,习惯了靠事实和责任换取最基本的体面。他们很难理解,有一天做好事会被围攻,讲道理会被当成有罪。
而现场占据人数优势、掌握道德高地的那群人,大多来自校园里相对年轻、相对有表达优势的群体。现在时代变了,谁会上网,会打字发声,拍视频就是强者,谁是弱者弱势群体?它具体地落在一个穿着便服、反复解释却无人听的中年男人身上——他既没有权力,也没有网络声量,只剩下一通报警电话作为最后的依靠。
还好最后打了报警电话,否则大爷会被谣传成保安偷拍并且骚扰女生,然后名誉尽毁、社会性死亡并且失去工作。而实际上,他做了一个保安应该做的一切,他是个英雄,他不该这样。这样让英雄如此委屈的世道是不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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