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南京菜市场里有家「镇江包子」,老板不是镇江人,是安徽江镇人:招牌上的「镇江」,就是他老家的名字倒过来写。这个祖祖辈辈吃米饭的小镇,近四万人里有两万人在外面蒸包子,江浙沪、广东街边的早点铺,不少就是他们开的。
麦子都不怎么种,哪来这么多蒸包子的人?咱们从头捋一捋,从一个19岁小伙子生的第一炉煤火,捋到那块「镇江包子」的招牌最后换成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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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镇在皖河北岸,南边是圩畈,北边是丘陵,地势低,旱涝、暴雨频发,耕地被淹,口粮都保不住。这里并不盛产小麦,老辈人吃的是米饭,餐桌上很少见面食。
穷到什么份上?当年在镇财政所上班的人回忆,江镇的农业税比周边都难收,「大家都揭不开锅,只能套了猪去抵税」。男人去黄山那边扛木料,女人去江南采茶,后来又有一批人进城收废品,能试的活都试过了。
转机出在一个19岁的年轻人身上。1987年,江镇村的何晓红跟着哥哥去了皖南的歙县,开了一家馒头铺。镇上的人后来公认,他是第一个出门做馒头的。
开头三个月,他没蒸成过一锅馒头,卡在生火上。他后来说:「在家里都烧柴火,压根儿没见过煤。」
火候是一锅一锅试出来的,花了三个月,他才把火摸熟。油桶里的煤球烧旺了,馒头铺的生意也跟着旺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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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过年回村,表弟朱学平记得,何晓红「就不得了了,手表、收音机、自行车都买了」。问他在外头干什么,他起先不肯说,后来才吐口:「发馍馍」。一个揭不开锅的村子,出了个靠发馍馍发家的万元户。
头一批跟着他学的,就有朱学平。他照着表哥的样子,也在歙县开了家馒头店。档口、房租、水电加起来,一个月才130块钱,一天的营业额就有三四百。他端午节过后才开的张,到过年回家,手里结余了一万多。
朱学平买了一台10英寸的黑白电视机,成了江镇头一个有电视机的人。他把电视摆在自家门口的谷场上,「每天川流不息的都是来看电视的人」,发馍馍挣钱的事,就跟着人流传遍了镇子。
把江镇人一批一批带出门的,就是这些看得见的东西:手表、自行车,谷场上那台黑白电视。亲戚带亲戚,镇上刮起了一股「馍馍热」。
朱学平回忆,那几年出去发馍馍的,很少有人挣不到钱。这门生意有个说法,叫「两低一高」:技术门槛低,本钱投入低,辛苦程度高。唯一拦人的,就是那个「高」:「十二点就要起床发面,忙到第二天晚上七八点才能入睡」。
手艺是学得会的,夜里十二点就得起床,不是谁都扛得住。这门生意真正的门槛,在钟点上。2000年,朱学平关掉了馒头铺回了村,原因就一个:实在太累了。
到90年代初,江镇已经有一千多户人家在安庆周边做面点。再往后,他们要去的是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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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江镇村的王小结从老表家借了200块钱当本钱,出了门。他在芜湖、马鞍山这些小城市做了四年包子,攒下5000块。1993年到了上海,一打听铺面的房租,吓坏了。
5000块钱到了上海,好像就不是钱了。他想了个办法:在别人家的屋檐下租一个角,四五个平方米,一个月800块;再在附近租个阁楼睡觉,一个月200块。夫妻俩就在人家屋檐底下做起了包子,没想到生意很好,一个月净挣9000多。
到上海半年,他就回老家盖起了一幢楼房。后来他在静安寺附近租下十多平方米的门面,高峰时一天要用掉250斤菜、180斤肉。
夜里十二点半以前就得起床,面揉不动了,他就跪在地上揉。他说:「累是累,但生意好,人头上接钱。」
那些年在上海做包子的江镇人,大多舍不得租整间铺面。更常见的办法是挂靠在饭店:给饭店交一部分租金,就在饭店门口卖包子,「不仅仅是省了租金,还可以借用饭店的食品卫生许可证」。
江镇人在外头也有自己的规矩:自己人不抢自己人的生意。找地方摆摊,他们一眼就能认出老家的蒸笼,「这种竹子做的、窄把手的小蒸笼就是江镇产的,都是自己人。找档口就要绕开它」。
屋檐是借的,门口是借的,连执照都是借的。那店名呢?
1995年3月,江镇的汪洪兵把家里的2头猪、1头牛、22只鸡、5只鸭都卖了,家里只剩下800斤稻子。他对着那堆稻子沉默了好半天,最后一跺脚:卖了!天黑的时候,他揣着7000块钱回了家。
两口子那年28岁,4岁的儿子留给奶奶带,他们要像村里别人家一样,去南京开包子店。出门前那一夜,两个人几乎没合眼,拿村里发了财的人给自己打气,里头就有王小结。多年后汪洪兵说:「怕,但是没有犹豫。」
第一站是南京和平桥菜市场。靠这7000块钱,在先来的老乡帮忙下,两口子租了一间20平方米的小门面,置办了煤炉和蒸笼。起店名的时候问同乡,都说随便起。他想起听说过一个城市叫镇江:「镇江和江镇有点像,人家总归是个城市。」「镇江包子」就这么挂了出去。
招牌写的是镇江,里头还是江镇的做法。夜里两点半起床,生煤炉,揉面团。街上除了路灯,就是他们小店里一星灯火,两口子一边打呵欠一边干活,嘴里用家乡话说着江镇的人和事。
来南京之前,两人特意在镇上的包子铺学了两个月,上手还是生。师傅们说,包完一百袋面粉才算熟练工。一袋面粉50斤,一百袋就是5000斤,江镇人出师,是拿面粉一袋一袋称出来的。
六点多来客人,七点半到九点最忙,那时一个馒头一毛五,一个包子两毛。九点以后妻子守店,汪洪兵骑车去买第二天的肉和菜,下午再把馅剁好拌好,一天才算完。
「镇江包子」慢慢做到一天能卖300块,按两毛钱一个包子算,那是一千五百个。到了年底,一百袋面粉早就用完了,两口子手上也快多了。那年春节回家,两口子身上带着2.5万块,这辈子口袋里从没这么鼓过。
第二年正月再出门,汪洪兵身边多了个妹妹。他妻子有八个姐妹,如今全都在做包子。
那些年挂别人名字的,不止汪洪兵一家。1998年春天,江镇中学一个初三学生,还差一个学期就毕业,不想念了,也要出去做包子。他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出门做包子,他是在留守的日子里长大的。父母死活不答应,他们太知道这一行有多苦。
这个16岁的少年姓丁。父母去南京一个星期后,一天傍晚,小丁一个人站到了他们面前,从此留了下来。
在别人的店里帮了一年厨,1999年下半年,小丁在南京一所大学旁边开了自己的包子铺,招牌叫「天津灌汤包」。什么是灌汤包,他那时并不太明白,只知道天津的包子有名。
我倒觉得,这正是江镇人的本事:屋檐能借,门口能借,执照能借,名字也能借,能借的都借了,把本钱一分一分省下来。借不来的只有两样,夜里两点半那一炉火,和那一百袋面粉。这两样,江镇人从来没指望过别人。
「天津灌汤包」开了几年,小丁攒下20多万。2006年他想换个活法,回安庆卖电动车,11个月赔光了积蓄,还背上20多万的贷款。这一跤把他摔醒了:「一个人还是要做自己熟悉的生意。」
他背着债到了嘉兴,在菜场边借钱租了个小铺子,住的是紧挨公共厕所、没有窗户的破房子。2007年夏天,屋里没有空调,他穿着五块钱的背心、三块钱的拖鞋,闷出一身痱子。银行催着还贷,他只好把铺子转出去还钱,又一次没了活干。
他骑着电瓶车满城转,在嘉兴学院附近看见一家麻辣烫店贴着「正在转让」,转租费12万,他拿不出来。他想起了前辈们在别的城市用过的法子,跟老板商量:出一半的房租,只借店里几个平方米,只做早上的生意。
2007年10月8日开张。那天他凌晨三点就醒了,赶上一场倾盆大雨,从天蒙蒙黑守到中午,才卖掉120多块钱的包子。
隔天一早打开抽屉,里面的钱比前一天多了几十块。原来麻辣烫店收摊以后,又来了好些买包子的人,店里的小伙子替他把剩下的包子卖了,钱放进了抽屉。
这天他多做了一些,不到中午就卖光了;第三天再多做,还是不够卖。后来整家店都被他盘了下来,一年能挣几十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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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他把「天津灌汤包」的招牌换成了自己起的名字。到2021年,这块牌子在嘉兴周边已经有了几百家加盟店。招牌换回自己的名字,说明这门生意站稳了:顾客认的已经是那笼包子,挂什么名字,江镇人自己说了算。
换招牌的也不止小丁。早年那些没有牌子可挂靠的包子店,江镇人自己管它们叫「土包子」,管2003年以前的那些年叫「土包子时代」。后来江镇人在各个城市打出了自己的牌子,开店的要么自创一块,要么加盟老乡的,「土包子」这个说法,在江镇就听不到了。
小镇自己的名字,也挂了上去。2008年8月,一个全国性的面食行业大会在江镇召开,江镇拿到了全国第一个「中国面点师之乡」的称号。这几个字被做成高大的铁皮大字,立在镇政府大楼的楼顶,成了全镇的最高处。
江镇中心学校2026年有724个学生,其中591个是留守儿童。每到暑假,上千个江镇孩子收拾好行李,去广州、南昌、济南、上海找爸妈。
这个暑假,上海一家早餐店天还没透亮就开了门,一个江镇中心学校的孩子埋头洗玉米,水顺着胳膊往下淌。他爸妈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来和面、生火。孩子说:「以前只知道爸妈开店辛苦,这个暑假亲手干活,才真切体会到他们起早贪黑有多不容易。」
1987年,何晓红在歙县学着生一炉煤火;快四十年过去,江镇人还是天不亮就起来生火。
第一代人老了。王小结常年揉面,腰椎、颈椎都落下了毛病,2014年把上海的店转给村里一个熟人,和妻子回了江镇。他承包了村里一千亩上下的荒滩和田,买了推土机,栽了几千棵树,头一年就收了45万斤小麦。揉了半辈子面粉的人,回到老家,自己种起了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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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块「镇江包子」的招牌,结局是这样的。2000年南京修地铁,和平桥菜市场要拆,汪洪兵的店也保不住了。听说去广东的江镇人生意好,他和妻子赶到深圳,在一家工厂门口租了个门面。这一回,招牌上写的是「江镇包子」,包子五毛一个,馒头两毛五。
在城里做了二十多年包子,他后来因为孙子上学要人照看,回到江镇,在镇上租了间房,还是蒸包子。有一年小年,早上七点,他和妻子的第一笼包子已经出锅,来买的人一拎就是几十上百个,拿去走亲戚。
从「镇江包子」到「江镇包子」,招牌上那两个字只是调了个个儿,汪洪兵走了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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