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五种行为方式的实务认定与控告指引（3）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统领要件，列举合同诈骗罪的五种客观行为方式。本文逐一剖析虚构主体、虚假担保、钓鱼式履行、收款逃匿与兜底条款的司法认定要点，阐释行为方式分类对刑事控告证据组织的指引价值。五种行为方式并非互斥的封闭类别，同一案件事实可能同时符合多种行为方式的构成特征，控告人可并列主张、分项列明；兜底条款的适用应遵循同类解释规则，坚守手段欺骗性与社会危害性的相当性要求。操作上，控告人应先对涉案行为初步归类，再围绕对应行为方式的构成要素组织证据，完成从“事实描述”到“规范评价”的思维转换。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行为方式；虚构主体；虚假担保；兜底条款

合同诈骗罪存在五种法定行为方式，分别为虚构主体、虚假担保、钓鱼式履行、收款逃匿以及其他方法。结合案件事实完成行为方式的初步归类，是组织刑事控告材料的首要步骤。《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对行为方式的明文列举，兼具定罪规范与控告指引双重属性：每一种行为方式均对应特定的构成要件要素与证明对象，行为归类的准确度直接决定证据组织的针对性。本文逐一解析五种行为方式的实务认定要点，并提出清单化的控告操作方案，助力被害人将生活语境中的“被骗”表述，转化为符合刑法规范要求的“构成要件”判断。

一、条文结构：主观目的统领下的五种客观手段

《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为统领要件，列举了合同诈骗罪的五种行为方式，并设置三档量刑梯度：

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理解该条文结构需把握三项核心逻辑：

其一，主观目的与客观手段系“统领+列举”的规范结构，五种行为方式仅为骗取财物的典型样态，“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要件仍需独立审查认定；

其二，合同诈骗行为必须发生于“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脱离合同签订、履行环节的欺骗行为不符合本罪的成立要件；

其三，本罪的保护法益为市场经济秩序与公私财产权利的双重法益，这亦是本罪与普通诈骗罪分置的体系性依据。

单位可成为本罪主体，因此刑事控告的对象既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单位及其责任人员。

二、虚构单位、冒用他人名义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的第一种行为方式为“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司法认定的核心要点包含两项：

一是签约主体本身不存在，例如伪造营业执照、虚构“项目部”“集团公司”等名义签订合同；

二是主体真实但被行为人冒用，例如盗用他人公章、伪造授权委托书、假冒知名企业分支机构开展签约活动。

王丰小律师曾成功代理被害人某电缆公司，就武汉市一起涉案金额1.27亿元的电缆买卖合同诈骗案提起刑事控告。该案即具有鲜明的“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行为特征。

认定该行为需区分三个层次：主体完全虚构的，合同自始不存在真实缔约方，欺骗性特征最为直观；主体真实但被冒用的，需首先固定冒用行为的相关证据，例如印章鉴定意见、被冒用单位出具的情况说明；主体真实且未被冒用、仅因客观原因无法履行合同的，不属于本项规制范围，需判断是否符合其他行为方式的构成要件。

证据组织层面，建议围绕“签约名义的真实性”展开：调取工商登记档案核对主体的存续状态，申请印章鉴定比对用印真伪，收集行为人以虚构身份洽谈磋商的通讯记录、名片以及宣传材料。同时需注意，虚构主体的行为往往能够与非法占有目的形成印证——行为人既然以不存在的主体名义签约，其履约诚意显然无法成立。

三、虚假担保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的第二种行为方式为“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常见的行为样态包括：使用伪造的房产证、存单、仓单提供担保，使用已挂失、已兑付的票据提供担保，以虚构的应收账款、股权设定质押。

认定该行为的核心要点在于担保凭证的“虚假性”与“担保功能的实质性”：担保凭证本身属于伪造、变造、作废范畴，或是权利凭证虽属真实，但行为人对该凭证无处分权、担保标的物已设立多重担保的，均可能符合本项的构成要件。

担保虚假仅为本项的手段特征，仍需结合非法占有目的进行整体判断；行为人提供了真实有效的担保，仅因市场变动导致无法履行合同的情形，不构成合同诈骗罪。在控告证据的组织层面，应当围绕担保凭证开展核查工作：向不动产登记机构、金融机构、仓储保管单位核实担保凭证的真实性与对应权利状态，调取担保物的登记、查封、抵押信息，固定行为人出具担保时的陈述材料，证明行为人对担保虚假性主观上明知。

四、“钓鱼式合同”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第三种行为方式为“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其典型行为结构为“以小钓大”：行为人先实际履行小额合同或仅履行大额合同的部分内容，在骗取对方当事人信任后，诱使被害人签订标的额更大的合同或支付更多款项，随后不再履行合同义务。

该行为的司法认定要点包含两项：

一是行为人自始不具备与整体交易规模相匹配的履行能力；

二是行为人的前期履行行为具有“诱饵属性”，服务于骗取被害人更大数额财物的犯罪目的。

司法实务中应当注意避免将正常的分批履行交易错误认定为“钓鱼式履行”，该区分的核心判断标准仍为行为人的履约能力与履约意愿：具备真实履约能力，因客观原因中止后续交易的，仅属于民事违约；以小额履行作为虚假幌子，收取款项后即停止履行的，才属于本项规定的规制对象。

在控告证据组织层面，建议制作“履行比例对比表”，明确列明各期合同金额、已履行金额与未履行金额，同时辅以行为人前期态度积极、后期失联的对比性通讯记录，直观呈现“以小钓大”的行为结构。

五、收受财物后逃匿行为的司法认定

合同诈骗罪第四种行为方式为“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此处的逃匿并不局限于物理空间层面的逃跑，还包括搬离经营场所、注销通讯联系方式、变更住所、藏匿行踪等使被害人无法联络找到行为人的情形。

该行为的司法认定要点包含三项：

一是时间节点要件，逃匿行为发生于收受被害人财物之后；

二是行为实质要件，以“导致被害人无法追索财物”为核心标准，不要求行为人必须离开本行政区域；

三是需与民事违约中的“躲债”行为作出区分：单纯躲债但行为人财产仍可用于清偿且行为人愿意协商解决的，不构成本项犯罪；携款潜逃、人去楼空的，才属于本项规制的范围。

在控告证据组织层面，应当分别固定“收受财物”与“逃匿”两个环节的证据：收受财物环节以付款凭证、交货单据作为依据；逃匿环节以经营场所照片、物业证明、通讯失联记录、工商注销或迁址信息作为依据。两个环节的证据形成完整证据链后，本项犯罪的指控即告成立。

六、兜底条款的规范理解

合同诈骗罪第五种行为方式为“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该规定属于兜底条款，适用时要求该行为在手段欺骗性与社会危害性层面，与前述四种行为方式具有相当性。网络签约欺诈、伪造电子仓单、虚构贸易背景循环走单等新型合同诈骗手段，均可通过本项条款纳入刑法规制范围。

兜底条款的适用应当严格恪守同类解释规则：行为必须发生于合同签订、履行过程中，必须具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欺骗构造，必须足以使被害人陷入错误认识并基于该错误认识交付财物。控告人援引本项条款时，不能仅表述“其他方法”，而应当具体描述涉案行为手段的欺骗结构，并论证该行为与前四种行为方式的相当性——例如虚构货源信息诱使对方签订合同的，可以比照第一种行为方式的欺骗程度进行说明。论证越具体，兜底条款的适用越严谨稳妥。

武汉刑事律师王丰小律师认为，合同诈骗罪行为方式的类型化划分并非文字层面的形式逻辑游戏，而是控告证据组织的指引：指控指向某一具体行为方式，就应当围绕该行为方式的构成要件组织准备证据，归类越精准，举证环节越高效。

在控告书的撰写层面，建议采用“行为方式认定加构成要素举证”的结构——首先明确本案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具体项，再逐项罗列支撑指控的事实，避免通篇叙述案件过程而未落脚于刑法规范。若案件同时符合多种行为方式的构成要件，直接并列主张即可，无需人为进行取舍。

七、规范依据

除《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之外，合同诈骗罪行为方式的认定还应当关注三个层面的规范依据。

一是立案追诉标准：《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明确了本罪的立案数额标准与审查要素，是涉案行为能否进入刑事评价的程序门槛。

二是单位犯罪的相关规定：《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明确了单位犯本罪的双罚制，若行为人以单位名义实施本条规定的五种行为之一，控告对象可涵盖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

三是司法解释与指导性案例：诈骗类司法解释对数额、情节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为判定新型犯罪手段是否符合兜底条款的适用范围提供了参照标准。

八、控告操作要点清单

第一，先完成行为归类，再组织相关举证。控告人需对照五种行为方式对涉案行为完成初步定性，在明确本案对应的具体项次后，围绕该项的构成要件组织控诉证据。

第二，对符合多种构成的行为方式可并列主张。若同一涉案行为同时符合虚构主体、虚假担保等多种行为方式的构成特征，应当在刑事控告书中逐一列明具体情形，交由办案机关作出综合认定。

第三，制作构成要素对照表附于控告案卷宗。控告人应当制作包含“行为方式、构成要素、对应证据”三栏的规范对照表，附于刑事控告书后，便于办案人员开展梳理与核查工作。

第四，对新型犯罪手段开展专门性规范论证。若案件适用兜底条款追究刑事责任，应当单独设置论证段落，说明该行为的欺骗结构与同类行为相当性的论证理由，避免采用概括性模糊表述处理。

第五，控告前完成对犯罪主体的初步核查。在正式提出刑事控告前，控告人应当对签约主体的工商登记档案、印章真伪、授权文件进行初步核查。

第六，保留程序认定的弹性解释空间。刑事控告书中的定性表述应当留有一定余地，以“涉嫌”对涉案行为进行表述，避免因绝对化表述使控告方陷入诉讼被动。

上述六点既是刑事控告操作的基本流程，也是控告书定稿前的核心自查清单。

九、常见问题

问：对方以真实公司名义签约，但事后失联逃匿，应当归属哪一种行为方式？

答：主体真实不影响犯罪成立，行为人收款后逃匿或自始不具备履约能力，分别可能符合第四种、第三种行为方式的构成要件。具体判断逻辑为：首先考察行为人签约时是否具备与合同规模相匹配的履约能力：若行为人无履约能力，通过先履行小额合同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属于第三种行为方式；若行为人具备履约能力或履约能力无法查清，但收款后即逃匿的，属于第四种行为方式。两种行为方式也可并列主张。控告材料的审查重点应当放在收付款凭证与逃匿事实的固定上，例如付款流水、经营场所空置的照片、失联的通讯记录等证据。

问：同一行为同时符合多种行为方式的构成要件应当如何处理？

答：可以并列主张，在控告书中逐一列明即可，由办案机关综合认定。五种行为方式并非互斥关系，若行为人同时实施虚构主体签约、提供虚假担保、收款后逃匿行为，则同时符合第一项、第二项与第四项行为方式的构成要件。并列主张的优势在于：即便某一行为方式对应的证据存在瑕疵，其他行为方式仍可支撑定性结论，控告主张不会因单个要件的证据缺陷而整体不成立。撰写控告书时建议按照“主行为方式+辅行为方式”排序，将证据最为充分的行为方式置于前列。

问：网络签订的电子合同是否属于本罪规定的“签订合同”？

答：属于。依法成立的电子合同与书面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通过电子合同实施的诈骗行为，同样适用《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依据《民法典》与《电子签名法》的相关规定，数据电文形式的合同只要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即符合书面形式的要求。控告时应当注意电子合同的证据固定：留存签约平台的认证记录、电子签名验证信息、合同原文及附件，必要时应当进行公证证据保全，避免因平台数据灭失或被篡改导致无法举证。

【作者信息】王丰小，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委员、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危机公关法律事务部主任，京师律所（华中区）刑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京师律所（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理事、京师律所（全国）职务犯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获京师（武汉）律所“法律匠人奖”“年度优秀刑事辩护律师”等荣誉，具有多年美资互联网公司及世界500强国有上市公司危机公关、营销管理经验。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主要执业领域涵盖刑事辩护与刑事控告、合同纠纷、执行案件、企业重大及突发危机公关、房地产与建设工程、投资并购与债权清收等，擅长合同诈骗罪刑事控告、刑事辩护与追赃挽损。执业理念：以专业立身，以尽责护权。如您正面临合同诈骗等刑事法律问题，可通过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官方渠道预约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