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的认定规则及控告策略（4）

摘要：犯罪数额影响合同诈骗罪的立案管辖与刑罚裁量。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与《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司法实践中有合同标的额、实际骗取额与被害人损失额三类认定标准。以实际骗取额为认定基准，诱饵成本不予扣除，既未遂并存时分别计算。犯罪数额影响管辖分工、量刑预期与退赔谈判策略。结合实务案例明确亿元级案件的数额梳理方法，为控告方计算与运用犯罪数额提供参考。

关键词：合同诈骗罪犯罪数额立案标准控告策略

合同诈骗罪的刑事立案追诉门槛为二万元，该数额以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加以认定；犯罪数额不仅决定案件能否进入刑事立案程序，同时对案件的管辖分工、量刑预期以及退赔谈判的空间产生直接影响。

从规范逻辑层面分析，犯罪数额在合同诈骗罪中兼具构成要件要素与量刑情节的双重属性：未达到追诉标准的行为无法进入刑事评价范畴；而不同的犯罪数额档次对应不同幅度的法定刑。

对于控告方而言，围绕犯罪数额的工作由此包含两个核心层面：

一是“算得准”，即依法定规则确定行为人实际犯罪数额；

二是“用得好”，即将犯罪数额转化为控告策略的组成部分。

一、合同诈骗犯罪的刑事立案数额标准

依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六十九条之规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达到二万元以上的，应当予以立案追诉。

对该标准的理解需把握三项要点：

其一，此处的二万元系行为人实际骗取的数额，既非合同约定的标的额，也不等同于被害人主张的全部损失数额；

其二，立案数额系启动刑事追诉的准入门槛，数额未达该标准的，一般不按犯罪处理，但该处理结果不影响被害人通过民事途径主张权利或通过行政渠道获得救济；

其三，犯罪数额可累计计算，行为人多次实施合同诈骗行为，或针对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相关数额未经行政或刑事处理的，应当合并累计计算。

二、三类数额认定口径的界分

司法实务中存在三类极易混淆的犯罪数额认定口径，分别为：

合同标的额，即合同约定的全部交易总额；

实际骗取额，即被害人实际交付且被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财物数额；

被害人损失额，即被害人因诈骗行为遭受的全部经济损失，通常涵盖利息、预期可得收益等衍生损失。

三类口径的制度功能存在明确界分：实际骗取额是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的基准，直接决定案件能否立案以及对应的量刑档次；合同标的额反映诈骗行为的实施规模与情节严重程度，仅作为认定“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参考因素；被害人损失额则主要服务于追赃挽损与民事索赔的范围界定。

若以合同标的额作为立案依据，会因不符合“实际骗取”的要求被不予认可；若以被害人全部损失额替代实际骗取额，则会放大定罪的事实基础。建议控告人在控告书中专门设置“犯罪数额计算说明”部分，分别列明三类口径的具体数额与计算依据，并明确将实际骗取额作为定罪指控的基准，以此体现数额计算的规范性与合理性。

三、特殊情形下的犯罪数额计算规则

针对司法实践中的特殊情形，犯罪数额需依不同规则认定：

其一，部分履行情形下，行为人已实际履行部分对应的对价金额，应当从犯罪总额中予以扣除；而行为人为实施诈骗支出的“诱饵成本”，即钓鱼式诈骗中小额先行履行对应的对价，通常不予扣除。该逻辑在于：部分履行已使被害人获得真实对价，被害人的财产损失相应减少，对该部分予以扣除符合实际骗取额的计算规则；而诱饵成本系行为人实施诈骗行为的必要犯罪投入，属于犯罪成本范畴，不得从犯罪数额中扣减。

其二，并存既遂与未遂并存时，应当对数额分别计算：行为人已经实际非法占有财物的部分认定为既遂数额，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得逞的部分认定为未遂数额；若二者分别对应不同量刑幅度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若二者对应同一量刑幅度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既遂认定处罚。

控告人在计算犯罪数额时，应当制作“交付与返还/履行对照表”，逐笔列明被害人交付金额、行为人返还或履行金额、净骗取金额，并附相应凭证索引，便于办案机关逐笔核对，避免因总额争议延误立案审查进程。

四、单位实施合同诈骗的责任主体认定

依据《刑法》第二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单位构成合同诈骗罪的，应对单位判处罚金，并追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的刑事责任。

控告过程中需把握如下区分规则：

以单位名义实施诈骗，且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应当认定为单位犯罪；

个人盗用单位名义实施诈骗，违法所得由个人实际占有支配的，仍应当以自然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二者区分的核心标准为诈骗犯意的形成主体与违法所得的归属主体。

单位犯罪的认定对控告策略的选择具有直接影响：

一方面，单位犯罪中自然人行为人适用的量刑通常轻于同等犯罪数额下自然人单独犯罪的量刑。

另一方面，将单位纳入刑事追责对象，可将单位财产纳入追赃挽损的责任财产范围，提升被害人挽回经济损失的可能性。

应当围绕“行为名义与违法所得归属”的核心标准组织证据，以营业执照、用印记录等证据证明案涉合同签订的主体名义，以资金流水等证据证明违法所得的入账账户与实际支配主体，从而准确锁定刑事控告的对象。

五、犯罪数额对刑事控告策略的影响

其一，犯罪数额直接影响案件管辖分工，达到数额巨大标准的案件通常由级别更高的公安机关经济侦查部门管辖，此类机关可调配的侦查资源更为集中，因此控告方可在控告材料中着重说明案件的数额规模，推动案件获得提级管辖或挂牌督办。

其二，犯罪数额直接影响行为人的量刑预期，犯罪数额越大对应法定量刑档次越高，行为人通过退赔获得从宽处理的空间越大，被害人在退赔谈判中的议价筹码也相应越高——但该特征对控告而言具有两面性，要求控告方保持合理克制：不得借助刑事控告施压，索要超出实际损失范围的不法利益，否则反而会对控告进程造成不利影响。

其三，犯罪数额会影响办案机关的审查宽严程度：数额刚达到立案标准的案件，办案机关对刑民边界的审查更为严格；数额达到特别巨大标准的案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较为显著，立案推进相对顺畅，但对犯罪数额计算精确性的要求也显著提升。

其四，犯罪数额影响控告时机的选择：若行为人仍在持续实施诈骗行为，等待犯罪数额累积虽可提升行为人对应的量刑档次，但也会导致被害人的财产损失进一步扩大，控告方需综合权衡二者关系作出选择。

犯罪数额并非单纯的计算结果，而是贯穿刑事控告策略全局的核心要素，应当与行为定性论证、证据体系组织、管辖级别选择统筹安排。

六、合同诈骗数额认定的规范依据梳理

合同诈骗罪数额认定的规范依据可分为四类：

其一为《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为标准划分三档法定刑，从立法层面确立了犯罪数额在合同诈骗罪定罪量刑中的核心功能。

其二为立案追诉标准层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第六十九条明确了合同诈骗罪二万元的刑事追诉起点，并对多次实施诈骗、向多名被害人实施诈骗的数额累计计算规则作出了明确规定。

其三为诈骗类犯罪通用司法解释层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所确立的数额计算规则、既遂未遂并存情形的处理规则，对合同诈骗罪的数额认定具备参照适用效力。

其四为地方司法规范层面，各省级司法机关结合本地经济发展情况出台的具体数额标准，直接影响案件量刑档次的预判。

控告人在引用数额认定相关规范时，应当核对规范条文的时效效力与地域效力，避免援引已失效规范或者其他地区的效力规则。

七、合同诈骗数额计算的刑事控告操作要点

其一，逐笔建立数额台账。以在案付款凭证为基础，逐笔登记款项交付时间、金额、收款账户及对应合同文本，构建犯罪数额计算的原始基础底稿。

其二，区分三种数额口径。在刑事控告书中分别列明合同标的额、实际骗取额与被害人实际损失额三类数额，明确以实际骗取额作为控告的定罪量刑基准。

其三，规范处理返还与部分履行情形。将行为人已返还、已实际履行的部分单独标注，明确说明相应数额的扣除理由；对行为人用于维系诈骗假象的诱饵犯罪成本，设置专门段落说明不予扣除的规范依据。

其四，充分适用数额累计规则。当行为人针对多名被害人多次实施诈骗行为时，控告方应当主动核查其他被害人线索，推动全案犯罪数额累计计算。

其五，预留司法会计鉴定接口。针对犯罪数额复杂、资金流水繁杂的疑难案件，应当在控告材料中明确提出司法会计鉴定申请，借助专业鉴定意见固定犯罪数额结论。

其六，确保数额与在案证据一一对应。每一项犯罪数额均需标注对应凭证的编号与所在页码，便于办案机关核验。

八、实务案例：武汉某电缆买卖合同诈骗控告案的犯罪数额举证

王丰小律师曾成功代理被害人某电缆公司，对武汉市一起涉案金额1.27亿元的电缆买卖合同诈骗案件提起刑事控告。合同标的额并不等同于犯罪数额，控告材料必须对“实际骗取数额”作出明确回应。代理律师围绕犯罪数额认定的基本规则组织控告证据与相关材料：

第一，区分合同标的额与实际骗取额，以某电缆公司提交的付款凭证为基础逐笔建立数额台账，逐一核对每笔款项的支付时间、金额与收款账户信息，最终确定实际交付并被行为人非法占有的资金规模，未直接以合同总额作为控告依据。

第二，规范处理部分履行情形，将行为人已支付的款项单独列明并说明扣除理由；对于行为人为维持虚假交易假象支出的诱饵成本，明确说明该部分属于犯罪成本，不应从犯罪总额中扣除，确保最终认定的净骗取数额符合规范要求，可以经受核查。

本案中清晰规范的数额认定结论，直接明确了案件对应的量刑档次与管辖层级，也为后续追赃挽损工作划定了清晰范围。

大标的案件的犯罪数额认定工作遵循“宜细不宜粗”的原则。合同标的额仅能体现案件的交易规模，实际骗取额才是定罪量刑的基准；建立逐笔数额台账、对扣除事项作出专门说明、区分犯罪既未遂数额，是将亿元级涉案金额转化为符合规范要求的数额认定结论的核心流程。

九、常见问题

问：被骗一万八千元，差两千元到两万，能立案吗？

答：未达到二万元追诉标准的，一般不作为刑事案件立案，但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如果发现对方还骗了其他人，可以联合控告，数额累计计算后可能达到追诉标准。此外还应当注意两条路径：一是核查行为人有无其他未经处理的诈骗行为，依法累计数额；二是关注案件是否伴随伪造印章、票据等其他犯罪行为，若有，可能触犯伪造公司、企业印章罪等罪名，不受合同诈骗立案数额的限制。数额不足不等于救济无门，民事诉讼、行政投诉与联合控告可以组合运用。

问：合同签了五百万元，实际只付了五十万元，按哪个算？

答：刑事认定按实际骗取的五十万元计算，合同标的额仅作为反映犯罪情节的因素。具体而言，五十万元是既遂的犯罪数额，决定立案与量刑基准；五百万元的合同标的额则说明行为人的犯罪意图规模与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可以在控告书中作为“犯罪情节”加以论述，争取在量刑评价中获得体现。控告人切勿以五百万元作为指控数额，否则一旦核查缩水，反而损害控告材料整体的可信度。

问：利息、违约金能算进犯罪数额吗？

答：不能。犯罪数额以实际骗取的财物为限，利息、违约金等预期损失不属于犯罪数额，但可在民事救济中主张。区分的关键在于财物的“现实交付”：犯罪数额以被害人现实交付、行为人现实取得的财物为计算对象，尚未发生的利息损失、可得利益损失不属于交付范围。控告人的正确做法是“刑民分账”：刑事控告中以实际交付的本金类款项主张犯罪数额，同时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或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就利息、资金占用损失等主张赔偿，两条路径并行，方能实现损失的完整覆盖。

[作者信息]

王丰小，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委员、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危机公关法律事务部主任，京师律所（华中区）刑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京师律所（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理事、京师律所（全国）职务犯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获京师（武汉）律所“法律匠人奖”“年度优秀刑事辩护律师”等荣誉，具有多年美资互联网公司及世界500强国有上市公司危机公关、营销管理经验。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主要执业领域涵盖刑事辩护与刑事控告、合同纠纷、执行案件、企业重大及突发危机公关、房地产与建设工程、投资并购与债权清收等，擅长合同诈骗刑事控告、刑事辩护与追赃挽损。执业理念：崇法明德，敬业守正；以专业立身，以尽责护权。如您正面临合同诈骗等刑事法律问题，可通过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官方渠道预约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