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68年，广州军区机关，司令员丁盛面对妻子孟文虹的工作安排，作出了一个看似寻常、实际颇有分量的决定：不让她随领导家属一起穿上军装。
这件事，后来常被人提起。原因并不复杂，却很能说明那个年代一部分军队干部对家属待遇的谨慎态度。
孟文虹并非出身高级干部家庭，也不是早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干部。1949年，她参军入伍。新中国成立后，军队干部制度逐步规范，许多女兵的工作方向也随之发生变化。
1954年，女兵集体转业，不少人离开部队，转到地方机关、学校和企事业单位工作。孟文虹也在这一时期转业，享受排级干部待遇，后来进入地方系统任职。
她没有因为丈夫的职务变化而获得特别提拔。
这一点，放在丁盛的经历中看，尤其醒目。丁盛是开国少将，长期在军队担任重要职务，后来先后出任广州军区、南京军区司令员，是较早担任大军区司令员的少将之一。
丈夫步步升高，妻子的工作却基本沿着自己的轨道前进。1964年，丁盛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工作，孟文虹随同前往，先担任学校校长，后来任管理局接待科副科长，属于科技干部和地方行政干部序列。
这类安排并不显赫，却是实实在在的工作。她要管学校，也要处理机关事务，职责并不轻松。只是和丈夫的军队职务相比，外界很容易觉得两人的身份差距过大。
有意思的是，差距并没有促成她级别上的快速上升。
1968年，丁盛调往广州。1970年，广州军区内部曾提出让领导干部家属穿军装，以便开展相关工作。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的妻子陆续恢复军籍，孟文虹也面临同样的安排。
丁盛没有同意。
据相关回忆，他曾表示：“你们的老婆可以穿，我的老婆不能穿。”
这句话听起来硬，背后的考虑却很明确。大军区司令员的家属如果获得特殊身份，容易让人产生照顾和优待的印象。丁盛宁愿让妻子继续保持地方干部身份，也不愿让她借自己的职务获得便利。
这种做法未必人人都能接受，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里，确实带有约束亲属的意味。
1973年12月，中央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进行对调，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到南京后，孟文虹才在军区政治部担任宣传科副科长，并穿上军装。
时间并不长。
1974年，政治运动展开，她又脱下军装，重新回到地方干部身份。此后多年，她的职务和待遇没有明显变化，基本维持在科级干部层面。
从参加工作到后来集体调整级别，孟文虹长期按原有资历和岗位领取待遇。调整后，她的行政级别升至十八级，工资为每月113元。
这个数字放在当时并不算低。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很多只有二三十元左右，十八级干部的收入足以维持日常生活。但若与她丈夫的地位相比，113元又显得格外普通。
更关键的是，她并没有因为“司令员夫人”这个身份而获得相应级别。丁盛没有替她争取，也没有把夫妻关系变成提拔资本。
这既是个人性格，也与当时干部管理中的回避意识有关。干部家属可以随军，可以工作，却不能轻易把家庭关系转化为职务待遇。孟文虹的经历，正好体现了这种界限。
不过，待遇上的差别，也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差别。
丁盛在职期间，住房、用车、医疗等许多事项由单位按规定保障，夫妻二人拿到的工资主要用于日常开销。那时生活压力相对有限，工资往往花不完。
1977年以后，丁盛离开原有领导岗位，家庭生活随之发生变化。1982年，他被安置在南昌生活，每月领取150元生活费，衣食住行以及其他开支，都要从中支付。
孟文虹虽然也有一百多元工资，但两人的收入已经不能与过去的生活条件相比。住房、出行、看病等问题，都需要精打细算。昔日身边的保障减少了，日子自然紧张起来。
到了九十年代初，老两口偶尔到外地走走，多由过去的老部下接待。车票、食宿等费用，有时也得到帮助。那些曾经共同战斗过的人，并没有因为岁月变化而完全断了联系。
孟文虹的一生没有太多传奇色彩。她没有随着丈夫的官职一路上升，也没有把军队高级干部家属的身份变成自己的政治资本。对她来说，113元工资背后，是几十年按岗位、按资历领取待遇的生活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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