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上旬,赣州城内,陈赓、邓华率领的部队与叶剑英、方方等人会合。一次作战报告的署名,看似只是几个字的调整,却折射出解放广东前夕两位将领之间的分工、信任与作风。
这次会师并不轻松。陈赓、邓华兵团一路由北向南,部队中许多战士来自北方,难以适应江南酷暑和连绵阴雨。行军途中,热病人数不断增加,马匹也出现大面积患病。陈赓向中央军委报告,若强行南进,部队很可能出现严重减员。
毛泽东熟悉江西一带的气候和道路状况,批准推迟行动,要求陈赓、邓华两兵团暂作休整,同时让叶剑英、张云逸等人赶到赣州,共同研究进军广东的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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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整不是停滞。陈赓把防病、治病和增强体质结合起来,组织部队开展训练,后来称之为“兵强马壮”运动。战士们调整状态,补充物资,重新熟悉南方地形。对一支准备连续作战的部队来说,这段时间很关键。
叶剑英南下广东,也肩负着另一项任务。此前,他在北平负责接管和城市治理,安排党中央进驻中南海等工作,给中央留下了稳重细致的印象。1949年8月1日,叶剑英被任命为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张云逸、方方分别担任第二、第三书记。
毛泽东把华南的军事行动和地方接管放在一起考虑,原因很明确:广州不仅是华南重镇,也是国民党在南方经营多年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打下广州只是一个方面,如何接管城市、稳定秩序,同样不能疏忽。
会师后,叶剑英主持召开作战会议,陈赓负责协助。会议决定,由陈赓统一指挥第四兵团、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向广州方向推进。中央军委随后要求部队分阶段集结,进至曲江、翁源地区,再协力夺取广州。
陈赓起草作战报告,写好后送到叶剑英那里审阅。叶剑英看完后没有改动内容,只把报告上的署名“叶陈”改成了“陈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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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赓一看就急了:“参座,怎么能把我的名字放在前面?”
叶剑英回答得很直接:“这是作战指挥问题。中央让你统一指挥,署名就应当按职责任务来。”
陈赓仍觉得不妥,认为叶剑英资历深、职务高,自己不能排在前面。叶剑英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如果陈赓不愿署名在前,也可以由他一人署名。两人僵持片刻,陈赓表面上只好接受。
有意思的是,报告拿回后,陈赓又悄悄把署名改回“叶陈”,随后送往机要部门。这个细节并非争权,而是陈赓一贯尊重老领导、老同志的表现;叶剑英坚持改动,也不是计较个人名次,而是要让中央一眼看清实际指挥关系。
9月14日,赣州战前动员会上,叶剑英传达中央军委要求,方方介绍广东的地理和民情,陈赓则提醒部队注意团结,主动向第四野战军部队学习。此时,军事推进与地方协同已经被放在同一张作战地图上。
9月下旬,陈赓率部向韶关方向推进。韶关一旦被突破,余汉谋部便会受到牵制,国民党军在广州外围的部署也会被打乱。10月1日,部队行军途中得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战士们把消息带进队伍,行军目标没有改变,进军速度也没有放慢。
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进入广州,广州宣告解放。按照毛泽东10月12日关于继续追击南逃部队的指示,陈赓没有让第四兵团各部在广州停留,而是命令部队继续向西南追击。
这一决定很有分量。广州是华南大城市,部队入城后本可稍作休整,但余汉谋残部仍在撤退,若给其时间整顿,便可能与其他国民党部队重新联系。陈赓要求第十三军、第十四军、第十五军继续追赶,几位军长都表示坚决执行。
追击持续到10月下旬。南逃部队沿途焚毁物资、破坏道路,试图拖延解放军前进,但未能摆脱包围。10月23日,陈赓部队将四万余名敌军围困并展开攻击,经过两日作战,余汉谋部主力遭到歼灭,广州外围的主要威胁被清除。
10月27日,陈赓乘火车抵达广州。战争刚结束,原有办公场所十分简陋,司令部里甚至只找到一把破椅子。有人请他坐下,他却说:“把地图铺在地上,先研究作战。”
叶剑英后来前来查看,发现陈赓连正式床铺都没有,只能打地铺办公。陈赓笑称这是战争年代的作风,叶剑英却立即要求有关人员解决住宿和办公条件。两人的一问一答,仍然围绕部队和工作展开,没有一句空话。
11月11日,广州举行庆祝解放的群众大会,陈赓、叶剑英共同检阅部队。此后,陈赓继续率部向广西、云南方向作战,叶剑英则留在广东主持接管和建设。1949年11月22日桂林解放,25日柳州、梧州相继解放,华南战局由此进一步改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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