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有人问若蒋不抗日，毛主席说：就像对付毛驴一样对待他！

1936年12月，陕北延安，毛泽东面对抗日军政大学的学员，讲起了一个让许多人难以接受的问题：蒋介石杀害过大批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为什么西安事变后不借机处置他？

这个疑问，并不是少数人的情绪。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要求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消息传到陕甘宁边区后，不少干部和战士认为，多年血债终于有了清算的机会。有人甚至觉得，蒋介石此番很难活着离开西安。

局势却没有按照这种设想发展。

中共中央经过讨论，逐渐把处理西安事变的重点放在“和平解决”上。周恩来等人前往西安斡旋，张学良、杨虎城也在复杂压力下选择释放蒋介石。12月25日，蒋介石离开西安，随后返回南京。这个结果传开后，红军内部出现疑惑，甚至有人认为，这是放弃了报仇的机会。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并没有回避这种情绪。他很清楚，红军将士不是不明白民族大义，而是因为牺牲太多、仇恨太深，一时无法接受这个决定。

在有关报告和谈话中，他把问题拆开来讲：从红军自身利益看，蒋介石当然是主要对手；但从全国抗战的格局看，蒋介石又掌握着南京国民政府和相当一部分军事、政治资源。此人一旦被杀，中国未必立刻走向统一抗战，反而可能陷入新的权力争夺。

当时的中国，地方势力并未真正消失。蒋介石名义上完成了全国统一，实际上各地军政集团仍有自己的盘算。中央政府若突然失去最高领导人，原有的平衡很可能被打破。军阀重新起兵，地方割据加剧，抗日力量便难以形成合力。

日本方面更希望看到这种局面。中国内部越混乱，日军越容易各个击破；各派之间相互猜忌，日本还可以借机拉拢地方势力。对中共中央而言，保住全国抗战的政治框架，比在西安清算个人旧账更重要。

据相关回忆，抗大课堂上有学员含泪问道：“蒋介石杀了那么多红军，难道就这样放过他吗？”

毛泽东回答的意思很明确：报仇不能只看一时痛快，若杀掉蒋介石造成全国重新混战，日本侵略者便会从中获利，牺牲者的血也未必换来民族的安全。

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对蒋介石失去警惕。恰恰相反，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如何防止他翻脸，成为摆在中共中央面前的现实难题。蒋介石过去多次发动军事进攻，政治立场也常有反复，单凭口头承诺，显然不足以让人放心。

有人又追问：“如果他答应抗日，却仍旧按兵不动呢？”

毛泽东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个人的觉悟上，而是谈到利用各方面力量形成压力。后来流传的“毛驴”比喻，正是在这种语境中出现的：陕北毛驴不肯上坡，乡亲们会拉、会推，必要时也会用鞭子。对蒋介石同样不能只靠劝说，既要争取，又要施压；既要合作，也要保留斗争。

这个比喻说得通俗，背后的政治判断却很严肃。所谓“拉”，是推动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所谓“推”，是借助全国舆论和各方力量迫使南京兑现承诺；所谓“打”，则是保留独立武装和根据地，防止对方借抗战之名重新进攻共产党。

因此，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不是简单的让步，更不是对蒋介石个人的信任，而是在民族危机加深之际，对敌我关系重新排序。蒋介石可以暂时合作，却不能完全依赖；国共可以共同抗日，却不等于矛盾消失。

西安事变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逐步形成。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战开始，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部分红军也陆续改编。毛泽东所说的“既联合又斗争”，由此成为处理两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