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野黔东南剿匪受挫，一野偏师千里急行军驰援，百日内肃清匪患！

1950年7月3日，四川康定，第一野战军第62军第186师师长蒲大义接到一纸命令：立即率部东进，驰援贵州镇远，执行剿匪任务。

消息传到部队时，许多官兵都愣了一下。康定距镇远相隔数千里，沿途多是高山峡谷和崎岖山道，部队刚完成当地任务，人员、马匹都需要休整。可黔东南的局势，已经等不得了。

镇远一带的麻烦，并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散匪骚扰。当地原有一些武装在解放初期宣布起义，部分人员被收编使用。谁也没有料到，其中一些人表面归顺，暗中却重新串联，甚至带枪反叛。

这类队伍熟悉地形，知道地方情况，还掌握着不少旧关系。起事之后，他们烧毁粮秣，袭击基层政权，裹挟百姓入伙，队伍很快扩大。匪首邰昌平更是接连攻占数个县，黔东南的剿匪工作由顺利转为被动。

问题的症结，很快在一次战斗中暴露出来。

当时，地方部队准备围攻台拱县的匪众。参战力量分为三路：正规部队、军分区教导团和几个县大队，总兵力五千余人。部署并非没有道理，可山路遇雨，三路部队行进速度不同，抵达时间出现了明显间隔。

先到的部队提前发起攻击，匪众见势不妙，立即从另一方向突围。负责堵截的县大队正在赶路，仓促遭遇后没有形成有效阻击，邰昌平由此逃脱。

这一逃，后患不小。

此后，匪部不再轻易与正规军硬碰硬，而是依靠山林掩护不断转移，沿途胁迫百姓、搜集粮食，人数逐渐膨胀到三万以上。地方部队兵力有限，既要守护县城和交通线，又要追击流动匪群，作战难度陡然上升。

有人把失败简单归结为兵力不足，蒲大义抵达后，却没有急着下结论。他先找地方干部、老百姓和参战人员了解情况，试图弄清楚匪患为何反复。

这时，一个叫张明达的人被带到他面前。张明达此前参加过多次侦察和剿匪行动，却总在行动失利后平安脱身，因此长期被怀疑与匪徒暗中勾连。

见到蒲大义后，张明达情绪失控，连声解释：“我不是通匪，是提前知道了他们要反叛。”

原来，台拱县战斗前，张明达曾在孝弟乡任副乡长。乡长邰昌平当时尚未公开翻脸，但已经与外部武装暗中通信。张明达偶然接触到相关信件，发现其中涉及枪械、粮食和重新起事的安排，便连夜赶回报告。

遗憾的是，他提供的情报没有转化为一次成功的围歼。战斗失利后，张明达既活了下来，又无法拿出足以让所有人信服的证据，因而长期背负嫌疑。

蒲大义没有只听一面之词，而是继续追问此前行动为何屡屡失手。张明达提出了三个原因：起义人员改造不彻底，地方上一些与旧武装有牵连的人仍被留用；对叛变者处置偏轻，震慑不足；剿匪行动与地方政权建设没有真正衔接。

这番话让蒲大义意识到，黔东南的匪患不能只靠追着山沟作战解决。必须打掉匪首，切断其据点之间的呼应，同时防止他们再次逃入山林。

186师的到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部队从康定出发后，几乎没有停下整补。敌人听闻援军正在东进，企图炸毁泸定桥，拖慢186师的行程。等部队赶到桥头时，炸药已经布置完毕，只差最后一道引爆准备。

蒲大义没有给对方留下时间。部队迅速夺取桥梁，随后继续向贵州方向推进。长途行军使官兵十分疲惫，但也让匪众判断失误，以为远道而来的部队不可能立即投入战斗。

抵达镇远后，蒲大义没有采用层层推进的办法，而是决定以突然袭击打乱匪群部署。台拱、雷山和剑河彼此呼应，若从正面逐个攻打，其他方向的匪众很可能赶来增援，战事便会拖长。

他的方案颇为大胆：三个团分三路行动，一路直取台拱县城，一路攻击雷山，另一路不急于攻城，而是专门切断退路，防止匪首逃入深山。

张明达听完后十分担忧：“台拱城里有六千多人，部队又走了一个月，连夜进攻会不会太冒险？”

蒲大义的判断很直接：“匪众人多，不等于能打。关键是不给他们准备的时间。”

战斗开始后，186师利用夜色迅速接近城防，连续突破三处据点。匪众原以为援军需要休整，守备并不严密，等到枪声传入城内，已来不及重新组织抵抗。

台拱县城很快被攻破，数千名匪众被俘。经过张明达辨认和俘虏互相指认，六百多名大小匪首及骨干被查出。邰昌平和谢世钦没有出现在名单中，蒲大义随即派部队搜捕。

谢世钦试图混在纤夫中渡河，最终被识破；邰昌平则冒名藏匿，也未能逃脱。两人被捕后，按当时军法和司法程序处理。

这场战斗消灭匪众五千余人，缴获大量枪械和物资。更重要的是，台拱、雷山一带的匪群失去核心指挥，原本相互呼应的据点被迅速拆散。186师从接令到投入作战，靠的是急行军，更靠对当地情势的准确判断。

百日之内，黔东南主要匪患被逐步肃清。此后，蒲大义率部转赴新的战场，而那支从康定出发、跋涉三千里赶到镇远的部队，也完成了这次特殊的驰援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