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于顶撞毛主席的开国上将，1955年授衔时林彪曾为他争取大将军衔！

1960年前后，空军机关里出现过一条不太寻常的规定：原有俄语翻译人员，未经空军党委批准，不得随意调离岗位。提出这项要求的人，正是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那时中苏关系已经发生变化，苏联专家陆续撤离，许多俄语翻译失去了原来的工作。

在不少人看来，既然交流减少，翻译人员自然应该改行。刘亚楼却不这么想。他认为，军事技术和国防建设不能只看眼前需要，翻译队伍一旦解散，今后重新培养就要付出更大代价。

他在空军内部明确表示，确实没有翻译任务的，可以集中使用，但不能简单地一撤了之。这个决定，很快传到了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对此颇为不满，认为刘亚楼没有执行中央的总体安排。

中南海的一次谈话，气氛相当严肃。毛泽东直截了当地问：“你这是要和中央唱反调吗？”

刘亚楼没有退让，回答说：“我坚持的是科学。”

这句话分量很重。毛泽东随即带着几分讽意说：“就你刘亚楼懂科学？”谈话不欢而散。刘亚楼离开后，心里明白自己说话过于直接，但他并不认为保留技术翻译是错误。

过了一段时间，他找到周恩来、罗荣桓等人，请他们代为解释。毛泽东后来谈到此事时说，刘亚楼既然喜欢自己作主，那就让他说去。话听着严厉，实际也说明这场不快已经过去。刘亚楼得知后，才算放下心来。

有意思的是，这种敢说敢做的性格，并不是担任空军司令后才形成的。刘亚楼早年在红军中担任过团政委、师政委和师长，长期在艰苦环境中带兵作战。对他而言，军队建设不能只靠服从，更要有人为长远负责。

1945年从苏联回国后，刘亚楼被派往东北，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参谋长。林彪对这位老部下十分看重，曾评价说：“你一个人，顶得上三个参谋长。”这并非客套话，东北战场的作战筹划、部队调动和参谋体系建设，都离不开刘亚楼的实际操持。

两人的关系，也不只是上下级之间的信任。刘亚楼性格直爽，遇到不合理的事常常当面指出。关于他曾劝止林彪家庭纠纷的说法，在一些回忆材料中有所记载，但细节并不完全一致。可以确定的是，林彪确实很信任这位参谋长，许多别人不便开口的话，刘亚楼敢说。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刘亚楼原本担任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司令员，准备率部南下。就在这时，他接到新的任命，出任人民空军首任司令员。

这项安排让他十分意外。刘亚楼是陆军出身，对航空兵建设并不熟悉，还坦言自己坐飞机会头晕。毛泽东没有因此改变决定，只说：“不懂可以学嘛。”刘亚楼仍有顾虑，毛泽东便笑着打趣：“海军司令晕船，空军司令晕机，这就对了。”

这段谈话看似轻松，背后却是极其严峻的任务。新中国成立初期，空军基础薄弱，飞行员、地勤人员、机场设施和指挥体系都需要从头整合。刘亚楼没有把自己当成“外行”，而是迅速学习航空知识，抓训练、抓纪律、抓指挥机构建设。

空军干部中曾流传一句话：“苦不怕，死不怕，就怕刘司令训话。”他要求严格，批评也直接，甚至会因为一个训练环节反复不过关而发火。但这种严厉并非为了树立威风，而是因为空军不同于一般兵种，任何疏忽都可能付出生命代价。

1955年授衔时，刘亚楼被授予上将军衔。按照当时的评定原则，军队级别、历史资历、战功贡献、各方面代表性都要综合考虑。刘亚楼虽然战功突出，却在抗日战争时期长期赴苏联学习和工作，未直接参加国内抗战，这一点客观上影响了评定。

据有关回忆，林彪认为刘亚楼的贡献不应只按单一经历衡量，曾向毛泽东反映意见，希望对这位东北战场的重要将领多加考虑。但大将名额有限，评衔还要兼顾不同方面的平衡，刘亚楼最终仍被授予上将军衔。

这个结果，并没有改变他在军队中的地位。对刘亚楼来说，军衔是组织给予的评价，空军建设才是必须完成的任务。他把大量精力放在人才培养、飞行训练和作战指挥体系上，直到生命后期仍在关心部队工作。

1965年，刘亚楼被确诊患肝癌。周恩来、林彪等人曾多次到医院探望。5月7日，刘亚楼在上海病逝，终年55岁。5月11日，中央举行公祭，林彪主持仪式，许多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场致哀。

他的经历里，有战场上的果断，也有性格上的锋利；有对上级的服从，也有认为正确时寸步不让的坚持。空军首任司令员这个职务，最终落在一个“陆军出身、晕飞机”的将领肩上，正是那个特殊年代对干部能力和担当的一次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