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在复旦上医，有一群人在为烈士“寻名”

人民日报客户端上海频道 姜泓冰 孙芯芸

2026年9月30日是我国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

据统计，全国2000余万烈士中，姓名可考的不足一成，有明确安葬地的不足3%。

在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有一群人正在和时间赛跑，努力为无名烈士找到姓名，为长眠的忠骨找回身份。对他们来说，多提取出一段DNA，就可能多一次亲缘比对的机会；多还原一张面容，就多一个亲人相认的可能。

为烈士遗骸鉴定身份，搭建多学科团队

来自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网站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2000余万烈士中有名可考的约196万名，其中有明确安葬地的仅55.9万名，许多英烈目前仍无法找到安葬地或确定身份。此外，我国在境外作战牺牲安葬的人员约有20万，已查实安葬地的不到11万。

这意味着，绝大多数英烈的骸骨，仍在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等待被发现、被辨识、被送回亲人身边。而时间紧迫：DNA会继续降解，墓葬位置会随着地貌变化而消失，亲历者正在老去……

2025年11月，由上医法医学与法庭科学学院院长李成涛教授牵头，汇聚法医学、人类学、生命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不同专业背景科研人员的复旦大学"法医学+人类学"交叉研究团队正式组建，以烈士遗骸鉴定为切入点，一体推进科研攻关、人才培养和教育实践。

烈士遗骸往往在地下埋藏了近百年，长期浸泡、虫蛀、微生物侵蚀，能够提取到的生物材料非常有限，有时候，线索只是一枚牙齿、一段长骨或一小块被土壤腐蚀的颅骨。面对这样的样本，常规技术往往无能为力，而法医学牵头、多学科交叉的合作团队，在面对高度降解、信息残缺的烈士遗骸时，却拿出了一个又一个“绝活”。

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素华研究员这样形容这份工作：“人类的基因组信息好比一本书。属于烈士遗骸的‘书’，发掘出来时往往已残损成无数碎片，每片上只剩寥寥几个字。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些碎片一片一片捡回来，再拼出原来的内容。”

2026年4月，复旦上医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张素华(右)与青年教师陈安琪受邀出席烈士遗骸迎回仪式。

用新技术打造“绝活”，和时间赛跑

通过不断的技术攻关，一套面向烈士遗骸的多模态鉴定技术体系构建起来。

面对高度降解的样本，团队研发出一套“抢救DNA”的方法：取样瞄准DNA保存最好的牙齿和颞骨，单次测序仅需微量样本；针对DNA高度碎片化的特点，开发了单链和双链两种建库策略，互相“兜底”。最关键的一步，是用生物探针把人类DNA从土壤、微生物等“背景噪音”中精准分离出来。

DNA提取出来之后，问题更复杂：这个人从哪里来？长什么样？和谁是亲属？……团队为此构建“四位一体”的谱系刻画体系：常染色体、Y染色体、线粒体DNA、表型标记四条线同时推进、相互印证。自主开发的算法，在低质量DNA测试中的检出率达到37.25%，远超国际主流工具。几套证据耦合在一起，对三级以内亲缘关系的鉴识准确率达到85%以上。同时，团队还能从DNA中预测发色、肤色、面部轮廓等外貌特征，为搜寻提供方向。

研究团队通过3D扫描建模和机器学习技术，推测烈士年龄等信息。

除了从DNA中提取信息，团队还在做一件看似简单、实则极难的事：直接分析骨骼本身的形态，从一块骨头判断性别，从一颗牙齿推断年龄。传统方法依赖专家经验，主观性强。团队构建机器学习模型，让性别鉴定准确率达到93%以上；用AI分析牙齿三维图像推断年龄，平均误差仅为3.74岁，这项技术已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

这些成果，为烈士身份认定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数次烈士遗骸搜寻鉴定任务中，团队均完成了从颅面复原到DNA亲缘比对的完整链条。

在西藏阿里地区，团队成功复原的几位烈士容貌图。

在西藏阿里，气压低、含氧量少，野外工作充满不确定性。团队用3D激光扫描采集颅骨数据，融合AI大模型和多模态分析，成功复原了陈富祥、陈生林、李生财、刘彦斌等烈士的容貌。

从一具留着弹孔的颅骨到一张年轻面容，“烈士”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历史名词。

在湖南马迹塘，一具颅骨保存相对完整，上面留着明显的弹孔。三维重建显示，子弹曾贯穿他的头部，牺牲时只有20岁左右。从发掘到复原面容，历时约20个月。2026年5月，一张年轻的面孔重新出现在屏幕上，随后登上人民日报、央视新闻、新华社等平台，一场跨越全国的“寻亲”由此开始。

“为国捐躯的先烈，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李成涛说，“从无名烈士的分子刻画到陈旧骨骼的多模态鉴定，作为科研工作者，我们的使命就是不断打磨技术，确保结果精准无误，让更多英烈被世人看到。”

最深情的纪念：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战场

在实验室攻关的，不只有教授和研究员，还有年轻的复旦学生。

已有多名研究生围绕陈旧骨骼DNA、分子刻画和数智化生物轮廓鉴定等重点研发任务开展论文研究。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论文的一端连着实验室，另一端，连着山河深处等待被找到的忠骨。

“想做更多对社会有意义的事。”这是法医学与法庭科学学院2025级博士研究生方正毅的初衷。跟随导师、法庭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黄平研究员参与烈士遗骸发掘工作时，他在发掘现场有了更深的感悟：“我们所做的工作不仅是科学研究，更是在用科技为历史还原真相。”

研究生们的工作一头在实验室里，一头在烈士忠骨的发掘现场。 本文图片均由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提供

这些真实案例，也被带入课堂。今年9月，面向全校学生的通识选修课“法庭科学的奥秘：全球犯罪大案深度剖析”和医学专业选修课“法医世界：探生死真相 守人间正道”，分别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枫林校区同步开讲。

课堂上讲授的技术，正是团队在烈士遗骸鉴定一线使用的“武器”。烈士遗骸鉴定由此成为一堂特殊的“大思政课”，让科研现场、国家需求和人才培养真正连接起来。

从1953年法医学教研组在上医成立，到1984年成为全国首批法医学本科教育基地，再到今天作为全国首个法医学与法庭科学学院投身烈士褒扬工作，复旦上医七十余年的法医学科积淀，为技术攻关提供了最深厚的土壤。

在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他们不仅为烈士们献上鲜花，也在用科学寻找答案——让“烈士”不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能让后人知道他的名字、看到他的面容、找到他的亲人、讲出他的故事……这是当代复旦上医人，对先辈英烈的独特回信，也是最深情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