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武汉,夏芸在母亲郑家钧陪同下,来到父亲夏明翰的墓前。她从未见过父亲,记忆里只有一张遗像和母亲反复讲述的片段。那一天,母亲站在墓前许久,才轻声说:“赤云,我把女儿带来了。”
这场迟到二十多年的祭奠,很快传到武汉各界。对许多人而言,夏明翰并不是一个陌生名字。1928年3月20日,他在汉口余记里英勇就义,留下那句后来广为传诵的话:“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这句话并非临时喊出的口号。夏明翰牺牲时,女儿赤云尚不满周岁。她出生于1927年农历九月,父亲给她取名“赤云”,既寄托着革命理想,也包含对母亲陈云凤的深厚感情。多年以后,赤云改名夏芸,才真正知道,自己的名字曾被父亲寄托过怎样的期望。
夏明翰1900年出生于湖北秭归,祖籍湖南衡阳,家中几代人都有功名。这样的家庭,原本足以让他走上一条读书、做官的旧路。可家庭教育中的新思想,加上时代风云的冲击,使他很早便对旧式人生安排产生了怀疑。
在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校读书时,夏明翰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家中长辈希望他走仕途,他却更关心国家如何改变、民众如何摆脱困境。一次,他和同学焚烧家中收藏的日货,激怒了祖父夏时济,家庭矛盾因此彻底公开化。母亲陈云凤出面周旋,才使他免遭严厉惩罚。
有意思的是,陈云凤本人也在这场家庭冲突中发生了变化。她原是受封的诰命夫人,后来却逐渐站到民主革命一边。夏明翰、夏明震、夏明霹和夏明衡相继投身革命,最终成为世人所称的“夏家四烈士”。这个家庭付出的代价,远不止一名烈士的牺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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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秋,夏明翰经何叔衡介绍,结识了正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毛泽东。两年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湖南农民运动中承担重要工作。1926年,他奉命前往武汉,参与领导农民运动,往返于湘鄂之间,成为湖北、湖南两地革命工作中的骨干。
1926年10月10日,夏明翰与郑家钧结婚。毛泽东、杨开慧夫妇与他们关系密切,婚后两家住所相距不远。女儿出生后,夏明翰把对革命的信念和对家庭的牵挂,都放进了“赤云”这个名字中。可孩子出生不久,他便再次投入紧张的地下工作。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革命形势急转直下。夏明翰被派往武汉,参与湖北地区的革命活动。1928年初,他因叛徒出卖被捕。敌人试图以威逼利诱迫使他屈服,他没有答应。3月20日,他在汉口余记里遇害,年仅28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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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的记载,行刑前敌人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夏明翰没有求饶,只写下四句诗。那张纸后来未能完整保存,但诗句通过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传开,成为许多后来者熟知的烈士遗言。
夏明翰牺牲后,郑家钧带着女儿辗转生活。由于身份特殊,母女二人长期不敢公开使用夏姓,赤云一度改名为“郑忆芸”。她们与地下组织有过联系,却屡遭战乱阻隔。丈夫遇害,女儿年幼,郑家钧独自承担了抚养孩子的责任。
值得一提的是,夏明翰在狱中还曾设法留下三封遗书,分别牵挂母亲、姐姐以及妻女。这些文字后来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但从相关记载看,他临终前最放不下的,始终是家人能否平安,以及未满周岁的女儿能否长大。
1949年武汉解放后,郑家钧终于带夏芸到父亲墓前祭奠。消息传开,李先念接见了母女二人,并考虑为夏芸安排工作。远在北京的毛泽东得知此事后,专门致电李先念,提出将“赤云”送往北京农业大学学习,使她接受完整教育。
这个安排并非单纯照顾烈士遗孤。夏芸当时已考入武汉大学,却因家庭经济困难只读了半年。北京农业大学实行供给制度,烈士子女可以免除学费,继续深造。毛泽东的考虑,是让夏明翰留下的“后来人”真正拥有走上社会、服务国家的能力。
大学毕业后,夏芸被分配到江西工作,长期在基层任职。她很少主动谈及父亲,也没有把烈士后代身份当作特殊资本。退休之后,她家中一直保存着夏明翰的遗像,遗像旁是她亲笔抄写的《就义诗》。 乐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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