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系智囊程思远，近距离观察白崇禧数十年，晚年对白评价极为深刻

1966年12月2日清晨，台北松江路白崇禧寓所，副官推开卧室的门，愣在了原地。床上的人已经死去多时，遗体周身发绿，死状可怖。官方迅即宣布死于冠状动脉梗塞。消息传到大陆，程思远对身边人说了一句话：“他在台湾17年，不过是只笼中鸟，这样收场，毫不意外。”

程思远跟了白崇禧数十年，从1930年代进入桂系中枢开始，亲历了白崇禧几乎所有重要的决策现场。他后来写的那本《白崇禧传》，是近距离观察之下留下的记录。书里对白崇禧的军事才能有很高的评价，但这份评价从头到尾都带着一层冷峻的东西，他越清楚这个人能做什么，就越清楚这个人做错了什么。

程思远最初接触白崇禧是在1930年代，以一个青年才俊的身份进入桂系核心。他后来担任白崇禧的机要秘书，从台儿庄到昆仑关，从国防部到华中“剿总”，白崇禧走到哪里，程思远就跟到哪里。

他对白崇禧的军事素养有一个很具体的描述。白崇禧每天清晨必先阅地图，然后才处理其他公务。他常对程思远说，参谋人员必须比指挥官更熟悉地形。他能在作战会报中，不看笔记便精确道出某地标高、道路宽窄、河流渡口，这个本事令许多黄埔出身的将领都为之咋舌。

这种参谋底子，让白崇禧在北伐中脱颖而出。1927年8月，孙传芳渡江反扑，南京危在旦夕。白崇禧自上海筹款返回途中，在无锡火车站闻变，当即就地建立指挥所，调集第一军、第七军等部沿沪宁线驰援，最终击溃孙传芳渡江主力6万之众。

程思远在《白崇禧传》中写道：“龙潭一役，是白健生独立指挥大兵团作战的典范，从决策到反击，干净利落，尽显名将锋锐。”

抗战军兴之后，白崇禧的军事眼光进入更开阔的层面。1938年他从武汉赴徐州辅佐李宗仁指挥台儿庄会战，行前特意拜访了周恩来和叶剑英，请教游击战法。回来之后他对程思远说：

“共产党那一套游击战，确有可取之处。我们可以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配合正规战消耗敌人。”程思远评价这件事时写得很直白：“这个战略方针后来被最高统帅部采纳，成为持久抗战的指导原则之一。白健生在这件事上，有贡献于民族，不应因人废言。”

程思远对白崇禧的评价之所以“深刻”，是因为他看到了白崇禧在战场之外的东西。

1948年秋天，淮海战役即将打响。蒋介石和何应钦、顾祝同想让白崇禧一肩挑起徐州、华中两个“剿总”近百万军队的指挥任务。白崇禧在国防部会议上听了郭汝瑰报告徐州“剿总”的兵力部署之后，翻然变计，推翻前议，不肯统一指挥了。

程思远后来分析了白崇禧当时的心态。徐州方面三个兵团像一条死蛇一样瘫在陇海线上，津浦线南面纵深配备不够，一旦会战展开，想把主力南移是不易的，即使白崇禧想重新部署也来不及了。而且蒋介石是否允许他进行调整，也是个未知数。白崇禧的判断是：如果他不能撤出徐州的主力保卫淮南，蒋介石一定把责任推在他身上。

程思远在《白崇禧传》第六十九章里，直接用了“白崇禧拒绝指挥中原大军，对徐州会战冷眼旁观”作为标题。

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后来看到这一段，专门在书里回应过。他说程思远写这本传记，大致可信，但“也有不少不实之处，他人在大陆而且身居高位，当然放大父亲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白先勇的意思是，程思远把这件事的动机简化了，白崇禧不去徐州，里面的计算比“冷眼旁观”四个字要复杂。

但程思远写这四个字，有他的依据。他跟了白崇禧那么多年，知道这个人算账算得有多精。白崇禧的账面上，每一笔都是划得来的才做。徐州那个局面，划不来。

蒋桂之间的那些账，程思远记得最清楚。

1929年蒋桂战争，蒋介石趁桂系在北方立足未稳，一纸密令让唐生智北上天津，携重金收编了白崇禧手下的旧部。白崇禧一觉醒来，变成光杆司令。

他没有选择，只能化装，从天津塘沽港口，登上英国商轮，仓皇南逃。护送他登船的，是廖磊。程思远是从廖磊那里听来的这段往事，后来写进了他的书里。他说，这桩狼狈，是蒋白关系的第一块伤疤。

往后二十年，蒋白之间分分合合。白崇禧三次参与逼蒋下野，蒋介石也三次把白崇禧从权力核心踢出去。到了1949年，白崇禧手里还有华中“剿总”的部队，还能在武汉跟蒋介石谈条件。但仗打完了，他手里的牌一张一张地没了。

1949年底，白崇禧从海南岛飞往台北。程思远没有跟着走。他留在了香港，后来回到大陆。两个人从此天各一方。

白崇禧在台湾17年，名义上是“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实际上没有任何实权。他的一举一动都在特务的监视之下，连出门散步后面都跟着人。1965年李宗仁从海外回到北京，白崇禧在台北的处境更加微妙。程思远后来说，白崇禧在台湾那17年，“不过是只笼中鸟”。

程思远怀疑白崇禧是被饮酒中毒不治身亡的，说他死时很痛苦，衬衫给撕成了碎片。这个判断没有得到官方证实，但程思远写进了书里。他写的时候，白崇禧已经死了很多年，白先勇也已经公开回应过。程思远没有改。

1996年，88岁的程思远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段对白崇禧的总结性评语。作为新桂系的核心智囊，他跟李宗仁和白崇禧身边几十年，从北伐到新中国成立，看了一个真切。

他说的那个字，后来被很多人引用。白崇禧一生输在一个“算”字上。龙潭战役算得准，台儿庄算得准，抗战战略算得准。但到了该赌的时候，他还在算。淮海战役他在算，1949年去不去台湾他也在算。算到最后，算进了一只笼子里。

程思远跟白崇禧的关系，不是简单的上下级。他既是秘书，也是智囊，是桂系这个摊子里少数几个能跟白崇禧说上话的人。他了解白崇禧的每一个长处，也清楚白崇禧的每一处短板。他写《白崇禧传》的时候，没有把白崇禧写成一个悲情英雄，也没有写成一个单纯的失败者。他写的是一个算了一辈子账的人，最后把自己算进去了。

从1930年代进入桂系中枢，到1966年在台北去世，中间隔了三十多年。程思远跟着白崇禧走了前半段，没有跟着走后半段。他留在香港，回了大陆，后来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白崇禧去了台北，当了17年笼中鸟。两个人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路。程思远晚年评价白崇禧的那些话，之所以“深刻”，是因为他是在拿两条路做对比。他知道白崇禧本来可以走另一条路，但白崇禧算来算去，选了这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