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时间回到一九九三年。
广州西关，横街当中一间两层的茶楼，招牌上三个字：同福楼。
楼下十二张八仙桌，楼上六间雅座。四点半生火，五点出第一笼。
东家姓邓，七十岁，街面上叫他邓爷。
这间茶楼他开了三十一年。门口那块木匾是从别家铺子上拆下来的，两边的字早磨平了。
邓爷右手三根指头是弯的，早年起早贪黑揉面落下的。泡茶不用夹子，拿手拎壶盖。
一九九零年腊月，加代从北边下来，身上八十三块钱。
在广州头一个容他的地方，就是这间茶楼。
“后生，你连着四天坐这张台了。”
“我没钱。”
“先挂着。”邓爷说，“一壶茶两块二，一天一壶，记着就行。”
加代在楼上住了十九天。一天两顿粥，一碟咸菜。
那年广州的腊月不冷，可屋里潮，被褥一股霉味。邓爷让阿昌把楼上朝阳那间腾出来，一天多加一炉炭。
一炉炭一块八。
腊月二十八，加代揣着两万四到了茶楼。
“茶钱。”
“九块六。”邓爷说，“你在楼上住那十九天，一天一炉炭，三十四块二。”
“拿回去。”邓爷又说，“你刚起手，摊子越大越缺现钱。”
加代把两万四收了回去。
从那年起，他每年腊月二十八到同福楼坐一回，坐东边靠窗那张八仙桌。
茶楼里六个伙计，最老的阿昌做了二十六年。阿昌看火，看水，看客人的脸色。
街口修鞋的陈九，一天两趟。早上七点一盅两件，下午三点一壶寿眉，三十年没断过。
“陈九一个月花多少。”
“早茶两块八，下午茶两块二。”阿昌说，“一天五块，一个月一百五。”
“他一天挣多少。”
“修一双鞋八毛。”阿昌说，“他舍得一个月拿一百五出来，是因为这间楼是他的去处。”
一九九三年，同福楼一个月除去开销，剩七千六。
“早市三千八，午市两千二，晚市一千六。”阿昌说，“师父一个月拿一千二，我们六个加起来两千四。”
“他一天来几趟。”
“两趟。”阿昌说，“早上来点点数，晚上来锁门。”
三月初八，早市还没散，梁少棠上楼了。
梁少棠四十岁，跟邓爷二十年。从前在茶楼管账，一九九一年出去，在十八甫自己开了一间茶庄。
“师父。”
“来了。”
“楼上说句话。”
两个人在雅座里坐了不到一壶茶的工夫。
下楼的时候，梁少棠手里那叠纸收进了包里。
那叠纸一共五张。
“上头是什么。”
“我没看。”阿昌说，“师父按印的时候，我在楼下看火。”
“他跟师父怎么讲的。”
“说他自己有一笔账要过一道手续。”阿昌说，“让师父做个保人，担一下。”
“师父认得字吗。”
“认得自己的名字。”阿昌说，“别的不认得。”
五张纸，连本带利，四万七千三。
三月十九，同福楼过了户。
“过到谁名下。”
“梁少棠。”阿昌说，“那天早上他把我打发去芳村买茶叶。”
“你去了。”
“去了。”阿昌说，“下午回来，招牌没换，人还是那些。”
邓爷从二楼搬到了后院小屋。三面不通风，一张板床，一张方凳。
四月里，六个老伙计一个一个走。
先是看水的老陈，接着是洗碗的阿娣，两个点心师傅，一个跑堂。
“怎么走的。”
“一人给了一百二。”阿昌说，“说茶楼换东家了，往后不用来了。”
“你呢。”
“我留到最后。”阿昌说，“四月二十六，他跟我说，昌叔，你岁数大了。”
阿昌走那天，把二楼那口老铜壶抱走了。那口壶一九六七年打的，壶底补过两回。
五月初，茶楼里换了一水的新面孔。点心师傅四个，跑堂六个，都年轻。
“一壶茶多少钱。”
“三块。”新来的跑堂说。
“上个月两块二。”
“那是上个月的事。”
同福楼开了三十一年，靠的是街坊。这个月里，早茶的老客走了大半。
“一天做多少。”
“上月还有七千六。”阿昌说，“这个月我打听来的，三千出头。”
加代是五月十一听到的信。
“哥，同福楼换人了。”
“换给谁了。”
“梁少棠。”江林说，“邓爷挪到后院了。”
加代当天下午去了一趟。
梁少棠在楼下陪客人喝茶，起身招呼。
“邓爷呢。”
“师父在后头歇着。”梁少棠说，“年纪大了，前头吵。”
加代往后院去。小屋的门开着，邓爷坐在板床上，方凳上摆着一壶茶。
“搬回去住。”
“这屋也行。”邓爷说。
加代在屋里站了一会儿，出来了。
五月十九，阿昌回了一趟茶楼，想看看师父。
“昌叔，后头不让人进。”
“我看一眼。”
“梁老板说了，后院不许人进。”
“我是他师兄弟。”
“师兄弟也得听梁老板的。”那人说，“你走吧。”
阿昌不走，往里闯。楼梯口站着两个后生，二十来岁。一个伸手推在阿昌肩膀上。阿昌六十岁，脚底下是三级台阶。
人从台阶上坐了下去，屁股着地。那口老铜壶也滚下台阶，壶嘴磕掉一块。
周强那天跟着加代在街对面。两个人走过去，把那两个后生架住。
“松开。”加代说。
两个后生被放开，退进门里去了。
梁少棠从楼上下来，站在门口。
“加代，我这儿做事，你插不上手。”
“他六十了。”
“他是我茶楼的人。”梁少棠说，“我辞了他，工钱结清了。”
加代没再说话。他把阿昌扶起来，那把壶也捡了起来。
加代托了人。
托的是西关锦纶行一位老掌柜，姓陈，七十三岁，邓爷的老相识。
“陈伯，你去看一趟。”
“我去过了。”陈伯说，“他把那五张纸给我看了。”
“纸上有师父的手印。”
“有。”陈伯说，“我就说不出话了。”
“他还说什么。”
“他说茶楼是他六万盘下来的。”陈伯说，“那五张纸抵五万三，他自己又添了七千。”
“账本呢。”
“在他手里。”陈伯说，“同福楼从前的账，一本没留。”
“邓爷自己的意思呢。”
“他跟我说了两个字。”陈伯说，“算了。”
六月初二之前，加代自己去过第二趟。
那天下雨，茶楼里没什么人。梁少棠坐在柜台后头，手边一把算盘。
“师父跟我二十年。”梁少棠说，“这间楼他交给谁，是他的事。可他按了印，就得认。”
“他给你一个账房。”
“账房。”梁少棠说，“师兄弟里头，我起得最早，走得最晚，一个月拿他八十块。一九九一年我出去，本钱是借的，两分利。”
“那五张纸上的钱，是茶楼账上的。”
“这话你跟我师父说去。”梁少棠说，“他按了印，他没说不是。”
加代看着柜台上那把算盘。
那把算盘是邓爷的，黑木框，中间断了三根档，用铜丝缠着。
六月初二，邓爷后院那几样东西被人搬到了街上。
一张板床，一个旧木箱，一床棉被，一张方凳。
“谁搬的。”
“茶楼的人。”江林说，“说后院要堆货。”
邓爷站在街边，看着自己的东西。
那天日头大，木箱上那层漆晒起了泡。
加代把东西拉到表行的仓库，又在茶楼斜对面给他租了一间屋，一个月一百八。
“跟我回去住。”
“我不去。”邓爷说，“我在这条街站了三十一年。”
六月初七，加代让人给梁少棠带了话。
“加代说，初九下午三点，他要跟你讲数。”
“讲什么。”
“讲同福楼。”
“让他来。”梁少棠说，“我这儿天天开门。”
初九那天上午，加代先去了陈伯那儿。
“陈伯，下午三点你到同福楼坐一坐，把你行里那几位老掌柜也叫上，能坐满一桌就行。”
“坐可以坐。”陈伯说，“可那五张纸，我驳不动。”
“你到底要干什么。”陈伯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