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0月3日，央视新闻消息显示，在德国统一日当天，柏林举行了大规模反战示威活动。数千名民众走上街头，示威者在勃兰登堡门前聚集并游行，高呼“永不再战”等口号。这场发生在国家庆典日的抗议，是德国社会围绕安全政策走向长期分歧的集中释放。这场示威背后，有几重因素值得梳理。
反战示威者反对恢复义务兵役制和军事扩张。2026年1月，德国《兵役制度现代化法》正式生效，要求2008年及以后出生的所有男性强制填写服役意愿问卷，并从2027年7月起参加强制体检。按照德国国防部的规划，联邦国防军将在2030年代中期扩充至46万人，其中现役26万人、预备役20万人。
据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026年5月的调查，18至29岁群体对强制兵役的净反对率达到46%，而年龄较大的群体则总体支持征兵。从政策逻辑看，政府将兵役改革视为应对安全环境变化的必要步骤，而直接受影响的年轻群体则担心个人自由受限、战争风险上升。这种代际分歧构成了示威最直接的社会基础，也预示着兵役问题将持续引发社会争论。
反战示威者反对持续军援乌克兰和武器研制升级。示威者呼吁德国政府取消对俄制裁、停止武器供应，转而增加社会支出。德国近年来一直是乌克兰的主要援助国之一，不仅提供资金，还供应重型武器，并参与研制新型作战系统。近期，德国还宣布组建无人作战兵团，推进无人系统与人工智能的军事应用。这些动作与示威者的诉求形成直接冲突。
在斯图加特，组织者称约有15000人参加集会；柏林警方估计约5800人聚集在勃兰登堡门附近。从示威诉求来看，和平运动并非仅仅反对某项具体政策，而是提出了以对话与外交为核心的替代性安全主张。这一主张与当前德国政府及北约强调的威慑与集体防御路线形成了明显反差。示威者认为，军事化只会加剧对抗；而支持政府扩军政策的一方则认为，在现实安全威胁面前，单纯依赖外交缺乏可信的保障。两种逻辑之间的张力，使示威具有了超出单次活动的政策含义。
反战示威者的诉求根植于德国历史教训与国内民生压力。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均以战败告终。战后的经济负担、魏玛时期的恶性通胀以及大萧条，为极端政治势力崛起提供了土壤，最终导致纳粹上台和二战爆发。这段历史使战后德国社会对军事化和民族主义保持高度警惕，“永不再战”因此成为深刻的社会共识。
与此同时，德国国内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和社会福利支出被挤压等现实问题。据北约公布的数据，德国2026年国防开支达到1247亿欧元，同比增长25.5%，占GDP的2.69%，总支出规模在北约成员国中仅次于美国。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军费扩张与民生投入之间的取舍，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这些因素相互叠加，使任何军事化倾向都难以回避道义与现实的双重追问。
德国内部的争论，也折射出它在国际格局中平衡多方关系的难度。作为北约和欧盟的核心成员国，德国既要履行北约集体防御承诺，又要协调欧盟内部对俄制裁的立场分歧，同时还需应对美国要求欧洲承担更多防务责任的压力，以及来自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示威者的声音，正是这种多重压力在德国社会内部的投射。
这场示威表明，德国的防务政策调整不仅涉及军事层面，也牵动历史记忆、民生关切与社会共识。 如何在应对外部威胁与回应国内关切之间取得平衡，将是德国面临的一项长期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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