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推荐|《两种自我：东西方哲学溯源与心理学印证》

哲学

心理

一场关于“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深沉省思

两种自我

东西方哲学溯源与心理学印证

PART 1

内容简介

本书结合东西方哲学传统与前沿心理学研究，展开深层跨文化对话。

西方哲学以“存在”（Being）定义自我，将其视作固定于时空中的稳定实体，是本质的、线性的、彰显的；

东亚哲学则以“成人”（Becoming）观照自我，将其视作关系性与生成性的动态过程，是可塑的、互联的、谦逊的……

这两种自我图景渗透于语言习惯、社会规范及道德取向中。

尽管全球化加速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互鉴，但那些根植于悠久哲学传统的自我模式，依然在深层维系着各自的韧性与延续性。

翻开本书，我们不仅能看到对文化差异的描摹，更将开启一场关于“我们何以成为我们”的深沉省思。

融贯哲学经典，引入大量心理学实证研究，让“自我”这一抽象命题有了可触摸的锚点。

在多元价值激烈碰撞的时代，一场关于“文化韧性”的及时省思，帮助我们在理解他者中深化自我，在拥抱变化中守护根基。

用日常对话、文学片段与心理实验，将艰深理论化为具身经验，既有学术研究之严谨，也有面向大众之真诚。

PART 2

译著者简介

作者简介

李瑾，哈佛大学人类发展与心理学博士，布朗大学教育与发展心理学教授，博古睿研究院首批学者。研究聚焦东亚美德导向与西方心智导向的学习模式，以及这些学习模式对儿童学习信念、学习成果和家庭社会化的影响。主持跨国、跨族裔及移民儿童与家庭研究多项。著有《文化溯源：东方与西方的学习理念》、Practical Intelligence for School（合著）等，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

译者简介

王岫庐，英国华威大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中山大学教授。研究兴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中西文明交往史、译者研究等。

PART 3

名人推荐

李瑾在探讨西方和东亚文化叙事中的“自我”理解方式时，展现出跨学科的广阔视野。她关于根本性文化差异的论述如万花筒般丰富多彩，从广泛的学科内部视角审视“自我”这一现象。其论点视野开阔且极具说服力，不仅植根于她所从事的心理学学科——包括理论与实证研究——还融合了历史学、哲学、语言学、古典学，以及或许最为关键的，她自身的个人经历。

——安乐哲

（Roger T.Ames）

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李瑾巧妙地融合各个学术领域，结合她在中国的青春岁月，在欧洲的求学经历与学术合作，以及在美国的教学和育儿经验，详细阐述了东西方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观念与体验方式，并进一步提出了将二者有效整合的建议。

——霍华德·加德纳

（Howard Gardner）

哈佛大学教授

何为“人”？如何成为“人”？这是极具现实意义的、普遍的但并不显而易见的问题。这部重要著作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对比了东西方对“如何成为自我”这一问题往往截然不同的解答。它将哲学论述、个人经历和实证研究融为一体，既通俗易懂又具有学术深度。

——海泽尔·罗斯·马库斯

（Hazel Rose Markus）

斯坦福大学教授

PART 4

目录与文摘

前言

第一章 To be or not to be：

那是个奇怪的问题

第二章 西方的本质自我与东亚的具体自我

第三章 西方的划界自我与东亚的变通自我

第四章 西方的固定自我与东亚的可塑自我

第五章 西方的线性自我与东亚的互联自我

第六章 西方的权利拥有自我与东亚的人伦体现自我

第七章 西方的非人情化自我与东亚的人情化自我

第八章 西方的彰显自我与东亚的谦逊自我

第九章 文化的双重自我、可能的整合及挑战

参考文献

关键词表

译后记：在“存在”与“成人”之间，重识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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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西方的划界自我与东亚的变通自我

一、 西方的划界自我

哲学渊源

我使用“划界”（bounded）这个术语，并不是说自我是完全封闭的，而是强调一个人需要有更严格的个人边界。因此，我这里所说的“划界自我”，指的是独立、自主、个人主义且排他的自我，许多心理学家以及一些从事西方与东亚自我比较研究的哲学家所讨论的，正是这样的自我。

关于西方自我的文献，浩如烟海。在这些文献中，“本质自我”和“划界自我”常常被混为一谈。当然，正如我即将展示的那样，这两者在西方自我哲学的发展中是相关的。然而，从概念上讲，如果“本质”的概念意味着纯粹存在（pure being），那么本质自我不一定是划界的。从定义上来说，纯粹存在是其所是，不带有任何具体特征或背景，例如肉体、经历、情感，甚至不涉及与他人的关系。如果纯粹存在确实源自神性，那么这种关联本不应使个体灵魂如此孤立、原子化和独特，因此也不应让人与人如此分离。相反，它应当将所有人类个体连接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人类都是由神创造的，或者至少是由我们在地球上共同的生物学与进化所造就的。将存在局限于个体身体的看法似乎与纯粹存在的概念相悖。非物质的、不朽的灵魂如何合理且自洽地在每个物质的（特定的）、必死的身体里得到安置，这个问题一直让中世纪虔信的哲学家们绞尽脑汁。在我看来，这些哲学家之所以想弄清楚这个问题，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此。他们无疑为自己设定了一个哲学上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是由他们从柏拉图那里继承的二元论所框定的——并且，我想说，这个任务是注定要失败的。但这些哲学家并没有，或许也不可能想到质疑二元论本身。

然而，在我概述的七个维度中，“划界自我”或孤独的个体，可能是迄今为止西方自我被审视最多的方面。因此，从概念上讲，本质并不等同于划界限。这涉及自我如何参照同一领域中的其他存在而被横向概念化。本质自我则是一种纵向维度，从细微的特性延伸到存在的基本抽象。

西方主要的哲学家本身就是划界自我的标志性人物，他们沉思并书写自己的世界，正如郝大维和安乐哲所言：

西方的理性模式主要是孤独的思考者：尽管柏拉图式的对话与之相悖，但对“善”的直觉仍是一种孤独的活动，它促使开悟的个体返回洞穴去拯救他人。亚里士多德的“思考中的思考”本身也是一件孤独的事情。想一想沉思的奥古斯丁、隐居的笛卡尔、除了每日例行散步终日埋首于书房的康德、只与“绝对”交流的黑格尔……即使在科学界，对于开普勒、伽利略、牛顿、达尔文和爱因斯坦这些孤独思想者的推崇，也为我们对真正天才的理解奠定了基调。

或许，划界性是西方自我本质之外的一个额外特征。

个人的古老旋律

虽然“个人主义”的概念直到19世纪才在西方出现，但有界限的个人概念很早以前就存在了，实际上还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例如，柏拉图在《会饮篇》中将“个人”与“国家”或“城邦”的概念以及个人的属性（如身份、思想、情感和衰老）并置讨论。柏拉图也是第一个将灵魂视为不可延伸的思想家，这意味着灵魂属于每个人，但不与他人共享。到了公元3世纪后期，新柏拉图主义者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采纳了这一观点，提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灵魂，这进一步强化了西方的个人概念。

与此平行但不同的另一希腊思想流派引入了原子主义（atomism）的概念，认为世界由物质原子——宇宙中的微小实体——组成。这一观点被扩展用以理解人类自我。斯多葛派哲学家克律西波斯（Chrysippus，前280年—前206年）发展了他的良善世界哲学，在这个世界中：

人类个体……注定要做他们所做的一切。然而，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之所以能够承担责任，是因为……他们每个人的行为都通过他们的能动性起作用。每个人都有某种独特的属性或本质，这种属性或本质在个人的一生中都不会改变，而且，尽管其他方面会发生极大的变化，个人仍然可以通过这种属性或本质被识别出来。

显而易见，尽管这是约2300年前提出的观点，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毫不费力地识别出人类自我作为个体的基本特征：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生命存在，拥有自己独特的、不随时间推移而发生改变的本质，并且具备能动性，能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罗马思想家将个人的概念提升到新的高度，强调能够将人们区分开来的个性特征。西塞罗（Cicero，前106年—前43年）继承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所有人都有灵魂的观念，但更进一步强调，对于每个人的品格而言，个体的独特性更为重要。他甚至区分了两种行为：一种是仅仅将人们区分开来的行为，另一种则是表达我们真实自我的行为。西塞罗强调每个人的真实本性，他是西方历史上首次阐明“真实自我”这一概念的人。他在传统希腊人类卓越的理想之外，构想出了个人卓越的概念。

圣奥古斯丁对神性的个人内在凝视

圣奥古斯丁极大地推进了对个人概念的理解。如前所述，圣奥古斯丁提出了一个观点，即基督教教义中的灵魂是一个人对上帝的内在凝视。灵魂是人的自我内部的东西，被赋予了理性和自由意志，而外在的则是人类与动物所共有的东西（如我们的感官和记忆图像）。在圣奥古斯丁看来，灵魂是通往上帝的道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沿着这条道路前行。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言：

上帝不仅是我们渴望看到的，也是赋予我们视力的力量。因此，上帝之光不仅仅是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在那里”，照亮存在的秩序；它也是一种“内在之光”。它是“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的光（约翰福音1：9）……奥古斯丁将关注点从已知对象的领域转移到认识活动本身，上帝就会在这里被找到。这也是他采用“内向性”（inwardness）语言的原因……看向这种活动［内在认识］，就是看向自我，就是采取一种反思的立场。

如果说，希腊和罗马思想孕育了个人的概念，那么圣奥古斯丁则将无限的力量置于其中。这不仅是一种行动的能动性，而且是最高认识的能动性。

在整个中世纪，“人”的定义等同于理性个体的概念。尤其是对个体独特性的强调，而独特性又源于每个人的灵魂，即一个人的本质自我。沿着这一思想脉络，摩西·迈蒙尼德（Moses Mainonides，1135—1204）认为，人类不朽的灵魂唯一的职责就是以纯粹的智慧沉思上帝。他声称人类可以获得四种完美：最低级的是财富；接着是身体完美；然后是道德完美；最后是最高级的理智完美，即对上帝的真正形而上学的理解。他进一步宣称，正是最后一种完美，而非其他类型的完美，才使人类能够达到不朽的境界。这种完美“是独属于你的；无人可以拥有其中任何部分”。迈蒙尼德不仅解释了人类理性所能达到的境界，而且还将人类理性努力的结果重新定义为个人自身的有限成就。通过声称这种成就属于个人而不属于其他任何人，迈蒙尼德将个人在通往不朽与神性之路上的作用等同于神性本身。相较于圣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寓于人类自我之中的信念，迈蒙尼德更进了一步。对迈蒙尼德来说，如果我们运用理性来理解上帝，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可以获得神性。迈蒙尼德的著作被基督教学者广泛阅读和接受。

文艺复兴时期更完整的个人

文艺复兴以人文主义将个人主义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一些思想家开始探索个人体验，例如主观的激情、浪漫爱情、奇思妙想，以及其他心理上的波动（如抑郁），这些主题是此前哲学家很少讨论的。他们关注个体在私人观点、信念和情感上的差异。

此外，“个体”这一概念还蕴含着为自己生活做出选择和决定的能力。这意味着人可以对自己的命运负责，包括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自我，这也预示了个人自由和自主的终极理念。例如，在描述皮科·德拉·米兰多拉（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的观点时，马丁和巴雷西写道：

上帝对亚当说，他未曾赋予亚当固定的居所、特定的形态或独有的天赋，目的在于让亚当可以拥有自己所渴望的居所、形态和天赋：“按照我赐予你自由意志的本性，我已将你置于自己手中，你不受任何束缚，将由你自己决定你的本性极限……”上帝甚至对亚当说，他创造亚当时“不使其属于天界也不属于地界，既非凡人也非不朽者”，这样亚当可以自行塑造自我：“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你可以堕入野兽般的低等本性，或者凭借灵魂的判断向上提升，迈向神圣的高等天性。”因此，人类不占据宇宙秩序中的固定位置，而是能够塑造他们自己的命运。

个体具备掌控自己生活的高等能力，这一构想在当前的心理学研究和理论中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详见下文“实证支持”部分）。

重新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繁荣，艺术家们创作了许多赞美个体的作品。最值得一提的是随着镜子的发明而出现的自画像。艺术家们迫不及待地开始绘制自己的肖像，最著名的有达·芬奇、菲利皮诺·利皮（Filippino Lippi，1457—1504）、洛伦佐·洛托（Lorenzo Lotto，1480—1556/57）、拉斐尔（Raphael，1483—1520）和提香（Titian，1488/90—1576）等人，不胜枚举。其中，阿尔布雷希特·丢勒可能是最非同寻常的一位，因为他将自己描绘成耶稣的形象。如此大胆而震撼的自我表达，在那个时期的自画像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展现。

在哲学层面，文艺复兴更是带来了追求自我认知和主观性的强烈个人主义情感。例如，约翰·戴维斯爵士（Sir John Davies，1569—1626）在一首诗中写道：“我自己是我思想的圆心。我只研究、学习和了解自己。”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蒙田（Montaigne，1533—1592）是一个重要人物。他对自己的时代持高度批判态度，认为那个时代腐败、残暴、虚伪（这与两百年后卢梭的态度有相似之处）。对于重视概括和抽象的传统思想，蒙田觉得索然无味。相反，他对个体的主观存在兴趣盎然。他内省地审视自己的身体功能、感官愉悦、生命之美、旅行中与原住民的相遇等。他曾有这样的名言：“我日复一日地生活，并且毫无不敬之意地说，我只为自己而活：我的目的无关其他。”他的座右铭是：“我就是我自己这本书的主题。”他无疑投身于“对自身存在真相的真实探索”，并展示了划界自我如何获得关于自我的认知。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的宗教改革运动无疑释放了个体的力量，个人得以借此追求自身的救赎，而不再受制于教会作为神性中介的权威教导。个人被赋予权力，能够用自己的母语阅读《圣经》，从中获得指导自己人生道路的个人理解。这种宗教赋权于个体的力量，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关于个体之界限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