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禅 | 日本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三大禅宗大比较

日本三大禅宗大比较

文/肖夏

禅起源于古代印度，今人普遍认为，出生于公元前 6 世纪的释尊( 释迦牟尼) 是世界禅宗的开祖。释尊在菩提树下坐禅49 日，最终进入大彻大悟的境界，这个过程就是“禅”。

释尊出生于古代印度一个小国，原是王位的继承人，不到20 岁便已拥有娇妻憨娃和美满家庭。因为看到天下百姓在生老病死的痛苦中无法解脱，自己作为一国的王储却毫无解决的办法，因而离家出走，开始在长年的苦修中寻求答案。苦修是一种要求极端禁欲的自我折磨式的修行，释尊因为身体羸弱，选择在菩提树下坐禅，也是因为这是一种自我消耗较少的修行方式。

无论如何，释尊获得的所谓大彻大悟的境界，其实是强调“万物虚空”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在“一切皆空”的基础上，将世人从痛苦的根源——欲望中解放出来。公元6 世纪初，印度禅师达摩（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为了达到释尊开创的“大彻大悟”之境界，在嵩山少林寺开始了长达 9 年的面壁修行，将“面壁坐禅”的禅修法传入中国。

事实证明，古代中国是一块很适宜“禅”生长的土地。由唐入宋，经二祖慧可、三祖僧璨、四祖道信、五祖弘忍之后，分为六祖慧能的南宗禅及神秀的北宗禅。后主张渐悟的北宗禅，由于得不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不久即衰落；而主张顿悟的南宗禅得以在中国开花结果，六祖慧能之后先后产生了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等宗派。

7 世纪中期（一说为653 年），禅宗从中国传入平安末期的日本。12 世纪，扶桑僧人荣西来到中国，在天台山跟随师父怀敞修行临济宗。回国后，受到贵族阶级支持下的以“镇护国家”为目的的旧佛教的迫害，荣西辗转来到镰仓，投奔了新兴的武士阶级政府——镰仓幕府。武士政权的统治者对临济宗宣扬的生死观极为感兴趣，源赖家亲自在京都修建了建仁寺，荣西成为建仁寺第一任住持，临济宗因此在镰仓兴盛起来，并很快成为日本禅宗的主流。

然而，临济宗只是在僧侣和统治阶级之间流传的“密教”，其教义本身与广大的普通民众并无任何关系。

13世纪，日本和尚道元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学习禅宗，在天童山跟随如净和尚日夜参禅。回国后，他在远离尘世的福井县建立永平寺，成为日本另一支禅宗——曹洞宗的开祖。曹洞宗主张“只管打坐”，即抛开一切，只需坐禅即能达到顿悟的境界。与临济宗相比，曹洞宗更加接近释尊的“禅”的最本真的教义，修行方式也十分简易，因此受到普通民众的推崇。

因为支持者阶层的不同，临济宗和曹洞宗两个禅宗分别被戏称为“临济将军”和“曹洞土民”。到了室町时代，以临济宗为代表的禅宗文化甚至发展成了完整的体系——京都五山文化。

在平安时期以来的旧贵族们逐渐失去权威的当时，洋溢着强烈中国风的禅宗文化，既能标榜独特的品位与学识同时又能与民众文修禅即修定：临济宗，曹洞宗，黄檗宗。

尽管日本三大禅宗派系有着各自不同的教义和做法，但都将“坐禅”作为达到顿悟境界的唯一手段。在禅宗看来，修禅即修定。在静默的打坐过程中，一遍遍地审视自己的内心，清除心中一切欲望和杂念，也将世俗社会的常识伦理、规则教条彻底丢弃，始能接近佛教真理中“一切皆空”的境地。

获得顿悟后，菩提达摩总结出禅宗的四圣句：“不立文字 ,教外别传 ,直指人心 ,见性成佛。”“不立文字”，即禅不需要立书成学，用文字解释，而需要自己通过坐禅的实践去悟得；“教外别传”，即禅的教义要通过师父直接传承给弟子，这种传承没有特定的教学体系，而是所谓的“以心传心”；“直指人心”，即在坐禅的过程中充分认清自己的内心；“见性成佛”则是让人找回本我，最终成佛。这其中化划清界限，因此受到武士这个新贵族阶层的追捧与热爱。五山僧侣们也因此和当权阶层往来密切，甚至能够插手政事。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禅宗文化渐渐开始了世俗化的进程。禅师一休向普通民众教授禅修的做法与学问，让更多的人了解禅、喜爱禅。也使得茶道、能、水墨画等受到禅宗影响的日本传统文化得以在室町时代生根发芽。

日本禅宗三大宗派的最后一宗——黄檗宗的传入时间相对较晚，是在江户时期，由中国渡日的和尚隐元将其介绍至日本，并得到德川幕府的支持，在京都宇治建立了万福寺，隐元也成为日本黄檗宗的开祖。这一宗派的传入，对于明朝文化传入日本也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随隐元禅师一同东渡的，还有中国的馒头、豆腐配方和当时中国的建筑、雕塑、书法、印刷、医药和音乐等等，这些被日本人亲切地称为“黄檗文化”。

临济宗是唯一一个得到幕府公认的官方宗派，它的特色在于“公案”。“公案”是指禅师在接引参禅学徒时所做的禅宗式的问答，或做出的某些具有特殊启迪作用的动作。《临济录》《无门关》《碧岩录》等作品中收录了上千条自古以来的“公案”记录。禅师会根据弟子个人的能力，抛出“公案”，而弟子在坐禅的同时思考“公案”并给出回答。“公案”中，不乏诸如“无是什么？”“狗有无佛性？”这样的难解之题，参禅弟子们在思考问题过程中，深化自己对“禅”的理解。

临济宗的开祖荣西禅师，原是天台宗密教僧侣。根据当时天台宗的教义，佛教的存在是为了“镇护国家”，国家的权力在宗教之上。因此，从中国修习禅学归国后，荣西主张禅宗的存在也是为了“镇护国家”，因此得到了来自镰仓幕府的新兴统治阶层——上层武士们的强烈推崇。临济宗得以在镰仓发展壮大。

到了室町时代，同是临济宗禅师的梦窗在将军足利义满的支持下，模仿宋的体制建立了京都五山禅僧体系。五山禅僧们不仅在艺术、学问等领域据有支配地位，而且由于中日关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对外关系，这些熟知中国国情的僧侣们甚至作为幕府的政治顾问，广泛参与到政治、外交与贸易中来。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应该一心参禅的禅僧们开始追求起名誉与地位，禅也背离了原本的要义，变成了出世升官的工具。

与临济宗的“公案”相比，曹洞宗的特色在于“只管打坐”，只需一味坐禅就能顿悟成佛。

相传道元在天童山拜如净禅师为师学习参禅时，一日，如净禅师看见有的僧人一边打坐一边瞌睡，便呵斥道：“参禅的人要身心脱落，不用烧香、念佛、礼拜、诵经，只管打坐始得，只管打睡，做吗？”无意中听到此语的元瞬间觉悟，他觉得这就是禅的妙旨所在，立刻去找如净印证。如净禅师听了之后说：“脱落、脱落，身心脱落”因此，在由道元创立的日本曹洞宗的主张中，最重要的主张就是“只管打坐，身心脱落”。

回日本后，道元看到以建仁寺为代表的临济宗已经俗化，于是他来到位于日本东北部今福井县的草深，在此建立了永平寺传授曹洞宗。道元禅师一生撰写了很多部禅宗法书，《正法眼藏》中记录了他理解中的禅修的本质和心得。他提出了“修证一如”论，即坐禅与成佛不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两者是平等一体的关系：一切坐禅是证悟以后的修，悟的表现就是佛性。

后来，道元禅师的弟子莹山禅师将日本的神道信仰加进曹洞宗的教义，从而扩大了曹洞宗的影响与群众基础。再加上“只管打坐”的简便做法，曹洞宗因此在普通民众中，尤其是贫穷的农民群体中受到了强烈的欢迎。

如今的曹洞宗两祖并列：道元作为日本曹洞宗的创始人被称为高祖，而为曹洞宗的后续发展做出很大贡献的莹山被称为太祖。永平寺与总持寺则被称为曹洞宗的两大寺院。

日本黄檗宗是传入时间最晚，也最不为人熟知的禅宗派系。他的开祖隐元原本是临济宗的僧侣，在中国福清的黄檗山万福寺担任住持。他将“坐禅”融入净土宗的做法之中，坐禅的同时心中也要默念“南无阿弥陀佛”。

江户初期的 1654年，为了重振日本禅宗，日本长崎兴福寺的住持逸然邀请隐元东渡扶桑宣扬禅法。净土信仰早镰仓幕府时期即在日本流传开来，拥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再加上隐元的主张中有“坐禅，即以一人敌万人，入贼群取贼首”的说法，因此，隐元的来日，不仅受到普通僧人和民众的欢迎，也受到了以德川幕府为代表的武士阶层的欢迎。毫无悬念地，经隐元改良后的禅宗做法在日本引起了很大反响。

在佛教看来，念珠是沟通佛与诵经念佛之人心灵的桥梁，平时要将它作为护身符端戴于手上，绝不可以将它随随便便地放在衣兜，或扔在地上，更不能借予他人使用。不同宗派，念珠的形式与持法也不同，挂错了念珠是很大的忌讳，因此在购买念珠的时候，一定要做到心中有数。

在日本的寻常家庭中，有一个很常见的事物，那就是佛坛。佛坛上供奉的是佛祖或者自己祖先的牌位。在为自己过世的亲人举办佛教法事时，或者是每年的春分、秋分，以及盂兰盆节之时，也是日本人扎堆购买佛坛的时候。包括三大禅宗，日本佛教流传至今仍有 13个宗派，每个宗派都有自己的一套供奉佛坛的做法，因此每个家庭在购买佛坛后，首先要做的就是根据自己家信仰的宗派来布置佛坛。

摆放佛坛的时候，最上居中摆放的通常是本尊释迦牟尼，但这也并非固定的做法。左右两边摆放的佛像画轴则根据门派而定，比如有些门派在释迦的右侧摆放菩提达摩的画轴，左侧则是观世音菩萨的画轴。下面一层摆放祖先的牌位，最近离世的先人牌位摆放在最左边。供品一般是水、茶、花、佛饭、明灯、线香等。拜佛时点上两支线香，一支给本尊的释迦牟尼，一支给先祖，正坐鸣钲三次，然后开始诵经。

曹洞宗以永平寺的道元禅师为开祖，以总持寺的莹山禅师为太祖。与临济宗没有固定的本尊不同，曹洞宗的本尊就是释迦牟尼。佛坛最上居中摆放的必须是释迦牟尼的坐像或画像，道元禅师的画轴与莹山禅师的画轴分别摆放在其左右两侧。在本尊的同一层，依据从晚到早的时间顺序，从左至右摆放祖先的牌位。中间一层摆放佛碗、茶汤碗、高杯等等。下面一层的中央摆放三具足：即中央是香炉、左侧是插了花的花瓶、右侧是点着蜡烛的烛台。佛坛前放一张经桌，经桌右侧放一个木鱼。

因为曹洞宗讲究的是“只管打坐”，因此早晚要在经桌前以“法界定印”的姿势打坐。每次打坐前，深呼吸两到三次，等内心平静下来之后，再开始一天的坐禅。

本文节选自《知日·禅》，中信出版社，2013-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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